像正常人一样地活着

我是苏州一个四星级高中的语文老师。我们单位与大多数这种级别的学校一样，除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青壮年老师，基本是211毕业的。大家以备课组划分，待在六十平方左右的办公室里，很少有调到其他年级的。七八个人相处在一起，几十年，除了周末和寒暑假，从早晨六点五十到下午五点，有晚自习的要到晚上九点半，晚上值班的要到夜里十点半，所以大家相处出的鸡零狗碎，相比其他工种，好像更有点像一个四世同堂的旧家庭。

因为学校是事业单位，所以它每年重阳节会派中巴车去把本校的退休老师接到学校，由校长领着他们在学校里逛一圈。他们大多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提着有某超市大大logo的尼龙编织袋。除了少部分做过领导或者天性活泼的，大部分就是目光呆滞地茫然看着，少数几个还会远远地落在大部队后面，垂着头，看着脚下的路面，好像刚学会数数一样，害得一些行政咬牙切齿——他们要密切关注这几个人，既然方法用尽也不能让他们开心起来，那只有退而求其次，防止他们出事——这能出什么事？

听老教师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退休教师返校过重阳节，他老人家落在后面，就一个人在学校里胡逛，就逛到了学校的小湖里。还有一位，逛着就站到教学楼五楼的阳台上，攀着栏杆，身体前倾，上下左右望着，像领袖接见疯狂子民。

可是这些教师，在他们退休之前，尤其是工作的前二十年，那可是在学生和试卷前牛逼得无法无天的流氓，即使省委书记娱乐明星也找不到那种你们统统都得听老子的意气风发。

我羡慕老师这份职业，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其他的了，而对于他们退休后的失落——就像保存完好的植物标本一不小心漏了气一样，我当初的意淫完全相反：老师退休后，尤其是我这种女性，当然不是那种肥肥壮壮，得靠广场舞来寻找双重安慰的社区热心阿姨，而是八九十岁的杨绛，消瘦恬淡、安静从容，举手投足，超凡脱俗，由不得不让你肃然起敬。她就像王冕纸上的墨梅，淡雅高洁，自有资本含笑睥睨天下。

早知道老师退休后的模样可能如僵尸般可怖，我估计不会不断加码，赌上一切，只是为了做一个人民教师了。这除了要怪我们只知道歌功颂德的大多数媒体，还要怪身为教师食堂打杂的父母没有跟我讲做老师的可怕，当然最后还要怨自己。因为我在我父母就职的高中念了三年，即使是瞎子，也可能看出一些门道，但我还是在填志愿的时候，一秒钟就输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代号。

我的父母，一个是食堂的厨子，一个是食堂收拾碗筷的大婶，他们整天见到那些不拿正眼看他们的老师，当然心生敬畏，进而也想让他们唯一的女儿以后也让别人敬畏，我说要怪他们，那是气话。他们是这样教育我的：小霞，我听那个教语文的王老师说，要学好语文，就得多看书。于是，我们家除了父母从教师食堂带回来的剩菜，就是书了——好家伙，不知道那个王老师怎么这么热情的，竟然给我父亲开了一张高中三年必读数目，足足有一千多本——这种知识分子对待底层人民的高度负责态度，让我对那个王老师敬而远之：高一语文老师不是他，我捂着胸口大呼万幸，高二分班，一看语文老师也不是他，我就幸福得像那个被流放到夜郎的李白遇到大赦，觉得这一生一定要多多行善以报上苍。你想，全校就三十不到的语文教师，两次都能安然脱险，那得要多少的运气。

一千多本的书，我父母就逼着我上当当网一本本地买。我跟他们说我语文已经很好了——文科前160分，我一般120多，附加40，我也是30多。我的言下之意是再看下去，就会适得其反。而他们说就是因为看了王老师推荐的书，我语文成绩才这么地好，如果不按着王老师这个方子服用，就会前功尽弃。我知道我父亲一月工资是四千五，母亲是两千五，但我不能不买呀——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就像史铁生的母亲，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我估计他们还会奴颜婢膝地问教数学的某某老师，某某老师就会跟他们说要多做题。可是多做题是什么？

书渐渐地多了起来，当然，现在看来，都是些好书，我也渐渐地喜欢上了看书——一开始当然是做个样子。到了高二分文理科的时候，我就果断地选择了文科，不是我理科不行，因为理科不能上中文系，而在那时候的我看来，我就是三毛第二，而我要上大学，那只有选中文系了，否则，生不如死——阉割自己的文学天赋，十恶不赦。

三年前，我南师毕业，到母校应聘做了一个语文老师。按照计划，我会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这样面包和理想都能两全，当然，我的父母也能在亲友和同事们面前有谦虚的机会。可不到一个月，我渐渐地加深了我的判断——我的同事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中的骨干了，但好像都在混吃等死。他们唯一在乎的是他们所教班级的均分有多少、职称和高考奖金。至于理想，哪怕对未来的想法，好像在办公室里是个跟反党反社会一样忌讳的词——我不能想象，一个语文老师，不读书，不思考，不写作，不立志做个作家，把自己对文字掌控的魔力施展出来，给这个世界增添另外一种乐趣，是多么地卑劣无耻。

但我又获得了一种轻松，因为如果你身在一个人人理想都一样且都为了理想奋蹄狂奔的团队，你估计存在感会很低。于是，我就像一只凤凰一样每天看着这帮混吃等死的乌鸦，心生怜悯，甚有鲁迅的派头。

这样过了一个月，就来了月考，月考，我教的语文成绩，班平均倒数第一。听老教师讲，以前这种月考，学校是不大重视的。而现在，考完后，成绩出来，首先在年级群里公布，然后开年级月考总结，然后是开全校学情通报会。校长会把所有班级的均分连同教师大名一同放在巨大的投影上，分出名次。这叫作表彰先进，激励后进——这虽然跟钱一点关系没有，但教师们就像那一只只饿晕的狗，围着主人，内心翻江倒海，备受折磨。班级均分高的，昂首细看，满脸微笑，不可一世。成绩差的，如班级均分倒数第一的我，如冬天坐在石凳，如犯罪分子在人民面前接受审判——头抵着，就差双手揉着衣角留下悔恨的泪水了。

会议的尾声，校长说再过一个月就要期中考试了——

我们199个老师鱼贯而出，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老师，面色死灰，精疲力竭，好像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放出来一样，当然也包括我。到了食堂，我妈早就笑眯眯地坐在老地方等我，她的面前，是我爸为我单独小灶弄的饭菜。我吃了几口，就说吃饱了。我妈很紧张，摸了我的头，问我有没有晚自习，我说没有。她就让我回去，说我胃口不好肯定是累的，还说等下班后让我爸再弄点好吃的给我。我说今晚要在办公室里备课，我还想说他们累了一天，不要等我。但我的演技很差，嘴巴张了张，泪水就下来了。

我妈彻底慌了，捏着手里的抹布不知如何是好。她和我爸一直觉得老师这帮知识分子高深莫测，阴险狡诈，总之不好对付。现在我无声地哭了出来，她肯定认为我受了他们的欺负了。她就说不怕，有你爸呢，于是她就一溜烟奔向后厨，去叫我爸了。

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夜风正好，月白如沙，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我都憧憬着这样的生活：教书，读书，思考，写作，安安静静，清清醒醒地过完这一生。可是，工作的第一个月，我就流着泪水要跟这些暂别了，我安慰它们说，等我搞定成绩后，再会——我知道我班级均分差的原因：我是一个新手，而同组的最年轻的老师，都带过两轮高三了；而且，我竟然幼稚到布置很少的作业，课后不盯，对自觉性不够的学生不发火，不批评，不威逼恐吓，连起码的上课提前进去，下课至少拖两分钟都不屑一顾；最不可原谅的是，我还抱着读书写作是事业，教书只是副业，只是一种调剂的游戏而已不放，还把这里当做大专院校一样。现在，我知道，教书不是游戏，也不是赚取面包的工作，而是事关荣辱的大事。

其实，要想提高学生语文成绩，在学生对文学感情像一对老夫妻彼此凑合时，还得靠大量的应试训练——大部分题目都有答题套路。在接下去的一个月里，我就和那些被我鄙视的老师一样，课间还找学生背诵纠正甚至义愤填膺地摔他们的作业本试卷，责问他们十万个为什么。而读书写作，在月光很好的晚上于校园里流连忘返，在朝阳从衣领里露出红艳时凭栏伸展双臂一切老娘尽在掌握，在雨水透过团扇一样的蓬勃叶片顺着枝枝叉叉滴在我的透明雨伞上我闭眼聆听，在黄昏的时候，众鸟归巢，车流喧嚣时，我骑着电动车，逆流而上，去野外，坐在望虞河的边上，看水草浮沉，货船远去，水面上白鹭优雅地散着步，我轻轻哼唱，直到白白的一盘在对面杨树林里慢慢地上升。

这些，我都没做过，我发现我现在彻底融入办公室紧张战斗的氛围了，也就是说，我不是另类，是一个正常的人了。那一个月，我胸腔里轰鸣的是：拼成绩，谁怕谁？在这种集结号的激励下，期中考试，我带的班级，均分就排到中游了。

期中学情通报会开完后，我没有晚自习，就一个人往操场走去。这个学校，有八十多年历史了，一到晚上，草木就遮天蔽日。我顺着小道前去，中途有野狗夜猫突然窜出来，让我受宠若惊——我经常拿食堂的食物喂它们，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它们尾随着我，互相吵着打着架，都想让其他的侍卫回去，有它就够了。我来到操场，渡过塑胶跑道，踏进顶着露水的草地，即使那时昏暗一片，但我眼睛明朗，可以看到草尖在秋风中轻摇。我想到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前的那场高烧，一连三天不退，第四天我挣扎着去学校。坐在父亲电瓶车后座上，好像全世界的寒风都欺软怕硬，纷纷聚拢到我们周围。听着父亲抱歉地说不能给我买一辆车接送我上学，我浑身以夸张的幅度颤抖着，如果我不小心，估计口水也会夺眶而出。当时我在想，我为什么要上学呀？

现在，我走在漆黑而明朗的操场上，我高中的梦想，就是我的现在——除了工作，没有其他，如有其它，生不如死。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侍弄我的热爱和创造，而一路如有它俩陪伴，哪怕下一秒死去，我也一点不害怕。

回家后，父亲正在看电视，见我回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就问我出了什么事，我问他现在学校图书馆的人都是些谁。他说两个校长老婆，一个工会主席的侄女，还有几个都是区里干部的亲戚。他问我干什么，我说瞎问问。

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尽了力，高烧，挂水，喉炎发作，牙龈红肿，口腔溃疡得就像嘴巴插了鞭炮炸过一样，但成绩还是倒数第一。我知道问题所在——与理想藕断丝连，不情不愿，哀哀泣泣地貌似全力以赴，结果更杀人。可是，你要我行动上不想，可以呀，但你要我挥刀自宫我心爱的，那不就是要我的命吗。

我跟父母说不想教书了，父亲可能又卑躬屈膝地打听到什么，他说我经验比他们少，再教几年就会好起来的。我心里说再过几年就会好起来意味着我会正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就像我高一那次发高烧跟自己说的过了这三年就好了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怕眼前的困难，怕的是你翻山越岭备尝艰辛后，得到的却是你深以为耻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傻一点，对有些叫人起鸡皮疙瘩的东西不要当真，铭记生活就是生计就好了。当然过了几年，可能就没有这种绝望的感觉了，像我的那些同事——我不相信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义正言辞地把日子以分数的名义枪毙掉。

那年的寒假，父亲去南门批发市场买了一块火腿一条青鱼又去超市买了两瓶酒，让我送给师父，我说没必要吧，她虽然名义上是学校安排的师父，但也没帮我什么，哪怕我想听课，她都不情不愿的。我爸就笑笑，好像一切他都看穿一样。

坐在师父家灰不溜秋的布艺沙发上，等了好久她才从她儿子的房间里出来，其间听到的是她在里面声嘶力竭地训斥她读初三的儿子，她儿子开始很大声地反驳说放寒假上上网怎么了，但渐渐地被他妈妈好像要咯出血的嘶叫压过，最后就剩他妈妈一叠声地说人家在寒假里放松你如果在努力学习，成绩就会超过他们云云。

她出来，原本就耽于梳理的头发，现在更是如田埂的荒草，我怀疑她刚才为了激发跟儿子斗智斗勇的灵感，就一边狂喷，一边双手乱抓头发。

她砰地一声关好门，说不好意思，孩子不听话。我端着开水问师公哪里去了，她说一吃完就下楼打麻将去了。我看了看餐桌上一片狼藉，又看了看她家阳台上趴在一条破棉胎上哈气连天的灰色金毛狗，再瞅了瞅茶几上，沙发上，电视柜上，甚至地板上那些好奇地看着我的杂物，我本来是想让她能安慰安慰我，现在，我却想安慰安慰她了。

回到家，父亲问我如何，我说还是你老姜辣，我一去，她就告诉我很多很多东西——

我妈妈看我很高心，就兴致勃勃地凑过来跟我说话——其实我心里抑郁得很想从五楼跳下去，最好头脑着地立马死掉，即使落得终身残疾也不错，如果不是有他们和在一旁即使是热得不敢动的夏天还一直唠叨我穿得太少的爷爷奶奶。

她说：“小霞，你二舅妈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她支支吾吾地看我表情，因为很多时候，对这个话题，我很是反感——我觉得她好像要急于把我扫地出门一样，或者认为我是地摊货，要见好就收，所以我常常会勃然变色，跟她说你要看你去看好了。这次，我没有霍地站起来，吓得全家又一大跳，反而和颜悦色地看着她，鼓励她说下去。她说是一个老板的儿子，跟他爸在厂里做事，家里有两辆保时捷。

当然，我没有去相亲，因为如果一切顺利，我都能想到结婚后我们婚姻的货色。因为这件事，原本就瞧不上我们家的二舅妈更是认为我们上不了高台盘，于是逢人就说我傻里傻气，注定一辈子找不到好人家。

过完春节，我就像高中一样刻苦起来，不对，高中寒假，尤其是春节后的十天，我印象里好像都在玩。你看，我过了高考鬼门关后，原来还可以依然自觉懂事。我们高中两任班主任异口同声说高考是熔炉，你们一生都会怀念它的。言下之意是要我们珍惜，过这村就那啥了。但现在看来，好像我的一生注定都要生活在熔炉里，所以珍惜就只能留在死后吧。

我细细地备课，做高考题，研究每种类型题目的解题技巧、套路，把上学期我上课录下来的音频一节节听过去，去网上看省市语文公开课竞赛课的视频。学期开始后，我还打算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看我喜欢的太宰治们的书，十一点到十二点写作。早上四点起床，洗漱完毕去楼下顺着小区跑三圈，回来继续写。其他时间，都用来教学，这样虽然称不上两全其美，但也可以稍稍平复一下那颗羞愤之心了。至于寒暑假，那就彻底献给我喜欢的文学，不问它是否能带给我什么。

学期开始后，我就这样做了，一切还好，例如班级成绩一般能处于中游，第一次月考还超过了师父，别的老师就打趣我和她。我师父这个学期明显跟我话多了起来，跟我讲如何对付那些差生，邀我中饭晚饭一起吃，期间跟我讲很多道理，深入浅出的，有时还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说我如果是小学幼儿园的老师，哪怕是初中的，都还好，言下之意是要我识时务。

所以在别人打趣或者压任务让我像个童养媳一样时，她就会眉毛挑得高高的怼回去，就像我是一竖电线杆，她在旷野里只有我这里才能宣誓主权一样——她真正地让我觉得武侠书中一声“师父”的千回百转。

过了月考，就是期中考试，但就在我觉得已经找到和谐生活节奏的时候，一天晚上洗头，眼睛一睁，满盆都是头发。它们浸在泡沫中，就像一个溺死的人头，或者是一个假发套。我下意识地往头上撸去，却一撸又一把。

我的父亲是厨师，他高高大大，非常帅气，如果穿戴适合，足可以拍希尔顿酒店的广告。我的母亲五官端正，热情开朗，就是胖了点。而我当然天生丽质：一米六二的个子，惊心于母亲的身材，所以我身材很好，由于早就明白了男人对于女人的低级趣味，所以从大学第一天起，我就把父母每月给我的两千五一半花在穿着打扮上。所以即使做了人民教师，我还视打扮为我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的王牌——当然还有文学。

于是学生看到秋冬春的我永远都是热裤短裙黑丝打底裤，一头蓬勃浓密，芳香亮闪的咖啡色长发奔涌而下，而纤细的双腿下永远是黑色的细高跟鞋。我知道在这个满是囚服，奥，不对，是校服的圣地，我这个样子不大合适，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这样做内心矛盾，甚至引以为耻，那要另当别论。

现在，我的头发竟然不听话起来——这我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就像太阳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冷得像发了高烧一样。我大叫一声妈呀，就像有人当头泼我一盆开水一样。父母爷爷奶奶立刻拍马赶到，我就一边用干毛巾轻轻地揉搓着头发，安慰它们说不怕不怕，一边责问他们我们家有没有脱发史。我父亲说没有，爷爷这个时候还带着鸭舌帽，就脱下来，指着满头桀骜不逊的白发庄严宣誓，矢口否认。奶奶和妈妈一叠声说我不该大惊小怪老是吓他们，还说他们现在过的是我的日子，一边往盆里看，一看，她俩也大呼小叫起来。

我连忙上网查，“知乎”上说掉头发传男不传女，女孩脱发，主要还是压力大精神紧张焦虑工作繁累生活没有规律最后心力交瘁难以为继生理系统轰然崩溃所致。我眼睛一闭，往后一仰，脑海里都是一个光头尼姑对我挤眉弄眼，竭尽风骚挑逗。等转椅的背轻轻托住我，把我往前一送，我才不情愿地睁开眼睛继续看下去，一看，原来下面说只要女孩调整适当，秀发还是会回来的。我对着电脑的屏幕，头一劲地点，就像一脚把人家禳星用的救命海灯踢翻人家原谅自己说下次不可以这样一样。

我来到客厅，见几个人都在看电视，刚想发脾气，发现电视放的是中央九套。我叹了口气，可能刚才沙宣放的太多了，眼睛辣得受不了。我招了招手，让我妈进来。我妈向他老公求助，好像一个被盖世太保彬彬有礼请进毒气房的波兰公主。

我让她坐下来，然后自己拉过转椅坐下去对着她，翘着二郎腿，就差嘴里插着一根古巴茄了。她笑着嘴里念叨说干嘛呀你头脑坏了吧这么正经，于是就想站起来神经质地又要去摸我的额头捋我的头发表达她的拳拳母爱。我眉头一皱，把翘着的腿一放，盯着她看，粉面含春威不露，她终于迟疑着，老实了。我可能中了《教父》的毒，因为这个时候我在我的梳妆台上想找一瓶只有一半的马蒂尼，用一个广口杯倒五分之四，递给她，拍着她的肩膀，说喝一杯就没事了。

我问她：“妈，我进这个学校，你和我爸送了多少钱给王校长？”

两年前，同学们纷纷考研，我也摩拳擦掌，死去活来，因为要进苏州四星级高中，至少是硕士生，而我对小学初中毫无兴趣——那时的大脑不知如何化学反应的。突然有一天我爸打电话跟我说：“不要考研了，后天学校王校长带着一帮人到你们学校招老师，你反正简历都做好了，就投几份给他们。”

我一听就关了电话，继续看起了我的思想政治——因为这个消息一个礼拜前我们阶梯教室的门口就贴上了。但我们这些本科生就像在《费加罗》上看到玛莎拉蒂的广告一样——这些四星级高中来招聘，与我这个本科生何干？

看着看着，我觉得不对，就停下来，回拨过去——我爸一个只知道在油锅里翻腾出点花样的厨子，竟然能搞到这么大的料，并第一时间告诉我，原因只能是他又卑躬屈膝地牺牲了一把，所以我得表示一下感激，且不可道破，只需说刚才手机没电，还说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振奋，然后对着手机屁股连连亲吻，说谢谢老爸，老爸我爱你，亲亲老爸。

手机嘟了一声就传来了我爸豪放的声响——自从我考上大学后，他在我面前声音就小了下去，即使有时我鼓励他一展当年训斥辱骂我的雄风，他也讪讪笑着说他老了。

我大吃一惊，问他喉咙那么响干嘛。他马上压低了声音，像开会时大秘悄悄跟主子说他西服前襟上有饭粒一样：“我怕你听不见。”

那天我去递简历，满眼都是狂热的人类在开迎接新世纪的party，我这个来自本科的类人猿，觉得去凑热闹，好像心理也太强大了——我们系一个都没去，这帮家伙也太聪明了，人家招聘广告里也没有非要硕士博士呀。

挤到台前，忍着将要晕厥的快感，我望过去，全部认识：王校长、朱校长、杨主任、语文特级老师蒋老师、语文教研组长刘老师、语文备课组长张老师。其中张老师还是我高中后两年的班主任。我就一个个大叫以尽地主之谊和满腔尊崇——我绝没有想到靠此去博得他们的好感，因为你如果拿了一块钱去LV专卖店跟鳄鱼小姐说能不能卖给自己一个包包，就是这个心情。

他们都表示狂喜，说一直在等我，说如果还不来就要打我电话了，完全不顾及桌前大堆研究生们的感受。我心里想骗谁呢，如果你们知道我的电话，我就立刻裸奔——这帮龟孙子的嘴太油滑了，以后要学着点，这么说，这次来，还是有收获的。

回寝室的路上，视力好到让人怀疑我是靠作弊才考上南师的我，竟然撞了两棵树，而且那天阳光倾城，雾霾他妈的好像还在山沟沟里睡觉，估计他醒来肯定要换手机——闹钟设了没屌用。那时，我一路在想，其他老师对我有印象，表面应个景，寒暄一下，已经很诡异了，但那个高高在上的王校长，竟然，竟然，竟然伸出手，把我当做外宾，好隆重地握着，紧紧不放，同时，同时，同时还示意我面对广大应聘者，微笑着，当时就差闪成一片的镁光灯了。我可以肯定，原因只能是，他想揩我油。不过他没有拿到我的简历就能直接叫出我的姓名，而他肯定不会对我有印象的。难道他做了功课？这不可能呀。

当天晚上，我怀着今晚要失眠的担忧背着英语，电话响起，苏州的，说他是朱校长，让我到随园校区南师专家楼308。

我挂了电话，心里想这帮龟孙子难道要我请客或者赔他们KTV?不然找我干什么？可我是学生呀，哪有钱供他们腐败去？对了，我还有美色呀。我白天为了证明我可以成为一个人类灵魂的什么师，还拼命说服自己穿得要民国风一点，奥，他们这帮老家伙，就好这口——真是一群死变态。

按约定时间到了那，王校长说看了我的简历，觉得我是德才兼备之士，要跟我签约，且为了表明我的杰出，还说近五年，我是他们学校唯一招的应届生。当时我觉得自己虽然说很不错——姿色就算了，我的成绩每学期都是系里前三，所以拿的是师范生每月一百六十九的最高补贴，大三入了党，院里的高院长还专门找我谈过要我考虑一下留在系里做辅导员，还说先做做看，不想做就转为教师编制。但我还没有觉得自己像孔明郭嘉王猛一样屌，现在他们这样富有历史眼光地盖棺定论，我压力好大。我颤抖着在合约书上签好名子，心想即使是孔明，要得到这份offer,也要来一番隆中对，我他妈何德何能呀。如果非要找个原因，我还是觉得，王校长是看中了我的美色。因为那三年我在高中，学校新招的老师，都要在开学典礼上像政治局常委一样鱼贯而出，同时喇叭里隆重介绍他们的英勇事迹，末了还会煽动大家热烈鼓掌欢迎。确实，那三年学校没有招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当然包括研究生，招的，都是什么盐城市语文学科带头人这类形容猥琐又自命不凡的老家伙——女的更少，偏亮女的，一个没有。

乘二号线回到仙林，一路上，我都像宣传片里中国小朋友带着红领巾蹦蹦跳跳地迎着明显ps过的朝阳上学去。回到寝室，我站在门口，像除夕将要走进春节联欢晚会直播现场的央视一姐，挺了挺高耸的胸，收了收翘翘的臀，对着门边的镜子又看了看自己的发型妆容，深吸一口气，笑容肆虐地推门而入。我知道进去后没有音乐，灯光，如潮的欢呼和像世纪末日般的神圣，有的只是被两个月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考试抽打前进的三个正青春却一脸拾荒婆模样的邋遢妇。

她们花了三分之一秒看看是不是有人要入室抢劫或者轮奸她们后，就纷纷拉上床帘，去和英语政治专业课亲热去了。我把我一堆高跟鞋子中根最短的那双从脚上甩到空中，两腿在空中骚了好一会，像将要溺死。

我咳了咳，像一个乳臭未干靠关系上位的弱智在人才济济的会上那般自信：“老大老三老四，快过来，我买了肯德基全家桶。”

所有的帘子都哗地拉开，三个饿死鬼滚了下来，老大还嘟哝着她在背英语的时候感觉到室内味道诡异，就是不知道原因为何。她们满手满脸闪着油光问我是不是又去卖身了，我说她们就是喂不饱的白眼狼。吃完后，她们就找水喝，说今晚要干个通宵，否则对不起这么多的油腻。我说等等，她们说难不成还有一个全家桶，说她们不怕，这阶段正要养好膘去拼命。我慢慢地从阳台上走进来，自带BGM地踩着Harlem Shuffle，从星巴克纸袋里拿出四杯拿铁。她们就呆了，愣了两秒，互相看了看，默默地接过来，老大吸了一口，眼睛闭起来，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云云。老三和老四也学着老大的样子，闭起眼睛，像许愿一样，三秒后猛然睁开，说恍如隔世呀——

她们问我怎么如此大方，我说看她们太辛苦了，于心不忍。她们就作势上床继续苦读，我说好好我招。

现在，我记起来了她们说的话——这其中定有猫腻。但当时我觉得她们是在嫉妒我，虽然我知道她们说的有点道理。

我问我妈，她就说送了点，我把头发一抓，脑袋往前一甩，于是《午夜凶铃》的女鬼就出现在了她面前。她看到我绝望气愤下一秒就要嚎啕大哭的崩溃状，立刻冲过来扶住我的头，说：“你爸当时送了十万块，钱用食堂的黑塑料袋放的，重的不得了。你爸不让我说，我说——”我直起腰，把头摇了摇，头发就乖乖地各奔东西，我把脸上的乱发肃清后，手一挥，让她住嘴，我知道让她继续说下去，她非要说到这十万块的每一分她是如何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分一分攒起来留作以后给我的嫁妆。我起身，开门，探头让我爸进来。我爸和爷爷奶奶还在看中央九套，听到我叫号，我爸就霍地站起来，手里的玻璃杯就哐啷地掉在地板上，所幸没碎，但地板上湿了一片。我爷爷奶奶终于有事做了。

我问我爸：“给王校长送钱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怪不得王校长每次见到我的面，都对我问长问短的，好得不得了。”

我爸就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端坐着，笑着，不知道该表示骄傲还是表示内疚。他说：“不告诉你是怕你不好好工作。”我一听，就笑盈盈地问他：“那几年每年寒假，你都买好几条猪腿，我当时问你，你说是食堂的，我高考过后，你就立刻说这几年送了多少猪腿牛肉鱼海鲜给那些王八蛋老师，还说当时不告诉我是担心我知道后不好好学习。”

我开导他说：“爸，送礼给老师，事后才告诉我，是对的。但为了我工作送这么多钱给王校长，你应该早早地告诉我。”我爸就眉开眼笑起来。

我问他家里还有多少钱，我想进图书馆，如果再教书我就会累死的，说着我又狠狠地撸了一把头发，然后把战利品送到他俩面前看。

他说这是个好主意，他早就想这么干了——天啦，这个家伙早就知道我教书成绩不大好，知道我难过，知道我崩溃，知道我生不如死了。但就是不伸出援手，心存侥幸地希望一向优秀的我能挺过这关。但现在我怎么说呢？我能解释说我其实爱的是其他，所以心不在焉不能全力以赴，所以一个他们眼中无所不能的女儿现在活得如此挣扎？

我尊敬他们，爱他们，但要我跟他们谈跟吃喝拉撒没关系的话题，我还是没有信心。我说：“爸，我不是不想教书，我也不是不想教得好一点，但我实在尽力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会疯了的。”说着，我又折磨起我的头发来，还伴以肩膀一耸一耸地哽咽，看样子，我就是一个受了无限委屈的当家媳妇只能回到娘家才能一展胸襟一样。

我爸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还安慰我说其实在图书馆和做一线老师，据说一年也就是少一万不到，工作轻松得要死，他早就想什么什么了。

我问他打算送多少钱，他说至少要这个数，说着，他向我伸出了三根手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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