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文革”中
因为是医院里的副教授、专家医生、高级知识分子，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史成礼被送进医院保护起来：在许多人饿肚子的情况下，他在医院里除了能吃饱外，还能吃到肉和油；除此之外，医院每月还给他三斤香肠、两斤黄豆、一斤白酒、一条凤凰烟或一条牡丹烟，还有糖票、优待券等等。
长期的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大锅饭，自然会有人对此眼红。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3月末和4月初，史成礼在西安市安葬完前妻后，又赶到银川市参加了一例手术会诊。5月中旬回到医院，一进门就见满院子贴着数千张大字报，其中有许多是指名道姓批判他史成礼的。他一下闷了头，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很快，史成礼就被停止了医疗工作，被分配去打扫厕所。医院里的造反派还编了一出丑化他的小品，到处上演。
在揭批他史成礼的大字报中，有一张斗大的标题写的是：
“如此贫农!”
那时候，所谓革命的逻辑很简单：旧社会里的大学毕业生必然出身有钱阶级，家庭成分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穷人根本上不了大学，怎么还能够当教授呢？批斗会上，革命造反派气势汹汹地质问史成礼：“你说你家庭出身贫农，贫农怎么有钱读中学？更怎么能够上得起大学呢?”
史成礼便给大家说解放前他的家庭情况：他出生一岁多时，父亲就生病死了，随后母亲改嫁，他只好跟着舅舅过曰子。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日本人占领了洛阳，正在读小学的史成礼，在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跟一伙娃娃由河南老家逃难到陕西省西安市，住在河南流亡学生收容所。由于身体正在成长发育期，收容所里每天发的咸菜馍馍不够吃，他便跑出去讨饭。三个月后，由张学良的手下朱子桥将军接收，随后被送往甘肃省清水县国立第十中学。在那里，管吃管住，读书不要钱。
造反派听了很不高兴，喝问道：“怎么蒋介石对你那么好？”
史成礼回答说：“不是对我好，当时许多人都那样!”
革命造反派说史成礼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口号声喊得震天价响：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史成礼!”
“史成礼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
之后，便又是穷追不舍地质问：“谁给你钱供你读中学、上大学的？老实交待!”
史成礼仍像先前那么回答，说学校管吃管住，读书不要钱。
“谁给你衣服穿？还有其他零花钱，都是谁给你的？老实交待!”
史成礼老实交待，说那时候学生生活很简单，吃饱肚子后基本上不再花什么钱，无非是一年买一条毛巾，一两个月找理发匠剃一回头，花不了几个钱。再说，还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帮着他呢！其中，一个叫祝正义的同学，父亲当过县长，常拿一些旧衣服给他穿；有时候还给他点零钱花。（祝正义解放前去了台湾，现在还活着。前些年史成礼去台湾参加“海峡两岸性学研讨会”时，还专门去看过他。）那时候给造反派写交待材料，总要在上面引用一些毛泽东语录。有一次，史成礼在自己的交待材料上，用了句毛泽东主席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话，造反派不依不饶，说史成礼用心极其恶毒，把他们说成敌人，便组织人批判，对史成礼推搡撕打，使其受尽皮肉之苦！
即便如此，革命造反派仍是不肯相信旧社会一个穷人的孩子能够上大学，不肯相信史成礼真的是贫农家庭出身。史成礼说，我的家庭成分问题，50年代审干的时候，组织上做过调查，要是不相信，你们现在仍然可以派人去调查嘛！
不用说，革命造反派是要去做调查的。先后派人去过六七次，几次调查的情况均与史成礼本人的交待相符。造反派仍然不服，最后又派人去了。先去了公社，以后又去了那个大队，找到大队贫协主任。贫协主任说，史成礼这个孩子自小无父母，在舅父家生活。日本人来了就跑出去了，去了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造反派说，他犯了错误我们才来调查的。贫协主任又讲了些情况，造反派不满意，便给人家拍桌子，施加压力。贫协主任不理他们那一套，厉声回答说：“你给我拍桌子没用，我还想给你拍桌子呢！你们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事实终归是事实。革命造反派无法，只好偃旗息鼓。
1970年，史成礼被提升为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副院长）。
建国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他总是每每先受批判，后来却又因祸得福。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像史成礼这种情况大约是不太多见的。他之所以能够幸运地逃出“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大劫难，他的贫农家庭出身，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史成礼又是个只重业务、不怎么过问政治的医生。再其次呢，那时候他又碰上了国家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人口压力和计划生育问题——1966至1975的6年中，全国人口净增1.2亿，造成了建国以来的又一次人口洪峰！
于是，史成礼和他的性医学专业知识，便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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