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五打工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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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的当天,没等老五回过神,老方便带着一伙人找上了门,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
他们将老五团团围住,一路推推搡搡,把他带到了一个小胡同。
这群人里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他平头方脸,左侧腮帮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耳朵上挂着一副墨镜,一根项链在他的脖子上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汉子说话声音沙哑,他拍了拍老五的肩膀,对他连唬带吓:“我说姓赵的,怎么欠了钱你就想跑啊?你这就不爷们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你不应该不知道吧?!”他瞪着眼珠子,怒气冲冲地盯着老五。
老五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他浑身哆嗦,舌头打卷,双手连忙摆了摆,胡乱地说着:“各位大哥,误会了,误会了,我不是想跑,我是家里有事,我回去办事去了……”
汉子冷笑了一声,随手点上一颗烟,他继续说道:“哼!在这个地盘上你随便打听打听,有谁不知道柱子?就算你跑到了天边,我照样能把你找出来!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的家庭住址,你也不想因为这么一点事让你的家人受牵连吧?你要是聪明的话就乖乖的还钱,拖得时间长了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汉子顿了顿,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你要搞搞清楚,你借的是高利贷,10分利,一个月的利息是1000块,白纸黑字,这是你亲手写的欠条!”说完,汉子把那张纸在老五眼前扬了扬,一枚硕大的戒指格外显眼。
老五受到了惊吓,他像是丢了魂,跌跌撞撞回到了工地。他躲在一处角落里,香烟一颗接一颗,他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仔细地捋了捋,思路逐渐清晰。现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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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多么棘手啊!他借的高利贷连本带息都要还,每个月寄给王翠花的钱一分不能少,小舅子挖下的窟窿也要他来填,这样一合计,他从工地上挣来的那点儿工资在这些“刚需”面前显得杯水车薪,他急切地想要寻找其他挣钱的途径。
每天收工后,老五到处打短工,他在超市做过搬运工,在饭店做过跑堂,在机械厂做过技工,可是因为各种原因他被一次次的解雇。挣不来钱就还不了债,那段时间,高利贷和王翠花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两座大山,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感到莫名的紧张。
最终他在离工地不远的海鲜市场某了一个长期的差事。
这个海鲜市场是当地最大的水产批发集散地,市场里集中了上百家摊位,他们经营的海鲜生意大致相同,每天晚上一辆满载海鲜的大货车准时在半夜12点到达市场,老五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海鲜从货车上卸下来,然后按照订货单将海鲜送到每个摊位。
这项工作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每天能挣到两百块钱,这对于老五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卸货的搬运工有十多个,老五负责市场上西南角的十几家摊位。搬运海鲜的工作量不算大,却也辛苦,每天忙完,每个人的身上充斥着汗臭和鱼腥味,实在难闻,即使是反复清洗,那种刺鼻的腥味仍然久久不散,那段时间老五在工地上很少招人待见。
每行每业都有潜规则,搬运海鲜这种活儿也不例外。
搬运工干活时都穿着宽大的胶皮裤,他们每搬一箱海鲜,都会或多或少将鱼虾贝类等等顺走一些,装到自己的裤兜里,一天下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摊主们心知肚明,很少有人与他们计较。
老五实在,这些事他见别人做过,可是他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心思,他固执的认为,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歪门邪道不能碰。
自从老五接手了这份工作,他负责的那十几家摊主开心得不得了,虽然他们每天只是多出了两三斤海鲜,可是物价上涨,大环境不景气,加之同行间竞争激烈,水产生意自然不好做,他们对老五心存感激,月底总会偷偷塞给他一两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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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只母猫生了十几只小猫,其他的小猫都是黑色的,只有一只小猫是白色的,那么这只白色的小猫总是很扎眼。
有好事者向市场管理方投诉,诉状上说搬运工手脚不干净,私吞摊主的海鲜,各种照片,各种证据,一应俱全。很快管理方下发了一纸文书,几个倒霉蛋被开除,老五则被作为典型大加褒奖,他心安理得地拿到了1000元奖金。
有了这份工作,老五的压力轻松了很多,他挣到的钱勉强可以打发高利贷和王翠花,他过了几个月相对清闲的日子。
古语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一个阴雨的夜晚,在从海鲜市场回工地的路上,老五被几个壮汉堵住了,他们对老五一阵拳打脚踢,嘴里骂骂咧咧:“妈了个巴子的!我让你逞能,我让你嚣张,老子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老五被揍得鼻青脸肿,他再一次丢掉了工作。
挣钱是老五的第一要务,他不能耽搁,很快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起了搬运工。
物流公司的工作和海鲜市场的工作不同,在这里货车到达收货地点的时间不固定,老五上班的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在这个时间段有时没活儿,但凡有活儿,搬完沉重的货物后他经常腰酸背痛,浑身乏力,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实在太吃力了,可是他别无选择,只能咬着牙硬撑着。
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加上严重的心理负担,老五的身体渐渐有些吃不消了。自从老五借了高利贷,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个粗壮的汉子脱了相,他变得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他有家不能回,有苦不能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开始顿顿不离酒,时时不离烟。
前一段时间,老五经常觉得肚子不舒服,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休息一下也就罢了,直到有一天,老五在工地干活时,他的肚子疼得厉害,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不断地往外冒,工友们赶忙把他送到了医院。一通检查,结果让人触目惊心,诊断报告上赫然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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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看病花销太大,老五回到了家乡,直接住进了县医院。
有啥也别有病,住进了医院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人家想怎么砍就怎么砍。住院需要钱,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她只能向王翠花伸手,可是王翠花翻了翻白眼,愣是一声都没吭。老五家的钱全都攥在王翠花的手里,家里到底有多少钱?老五娘俩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老太太依仗着那张老脸,她东挪西凑,好不容易筹到了2万块钱。有了钱,医院安排老五住进了病房,办好了手续,留院观察。
在得知老五出事的第二天,王翠花带着大包小包,领着孩子,直接住到了隔壁村田大奎的家里。这个田大奎年轻时和王翠花处过对象,当时因为田家穷,王翠花的父母死活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两个人只能各奔东西。后来田大奎娶了同村的一个瘸子做媳妇,两口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家境一天好似一天。五六年前,田大奎死了老婆,他一个人守着十几亩鱼塘,除了晚上没人暖被窝,日子过得没挑。
自从老五去了上海,王翠花和田大奎的事儿就像长了翅膀,早就传开了,只有老五和赵家老太被蒙在鼓里。窗户纸总有被捅破的那一天,王翠花是个爽快人,不早不晚,就是现在。
老五听说老婆跑了,一口血喷了出来。
医院毫无准备,病房里忙成了一锅粥,医院的几个专家一碰头,马上拿定了主意:人命关天,事不宜迟,肝脏切除手术马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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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主治医生的脸像手术刀一样,冷冰冰的。
老太太怯生生地问:“大夫,我儿……”
“你儿子这个病,戒酒、戒烟、不宜劳动,养得好的话,最多还有三年……”
老太太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她扶着墙,支撑着,一步一步往外挪。
她记起了自己的老伴儿,赵老爷子因为脑溢血,在病床上躺了六年,她伺候了六年,好不容易把老头子送走,儿子又摊上这么个病,老太太的心碎了个大窟窿,一下子万念俱灰。她攥着拳头,不住地捶打着自己的腿,嘴里不清不楚地嘟囔着:“我的儿命苦喔!我的命更苦喔……”
走出了医生办公室,老太太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她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病床上,老五浑身酸痛,一动也不敢动,他看见自己身上插着一根又一根的管子,不由得想到了工地上盖楼用的钢筋,钢筋嵌在楼房里,它们在一起能过上一辈子,这管子会不会也跟他一辈子?
他望着天花板,想起了自己的那片玉米地,想起了老娘,想起了老婆和孩子,想起了自己在上海打拼的这三年,他一个劲地琢磨: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路走错了,可以回头再来,事情做错了,可以想办法补救,可是这次,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是不该进城打工?是不该拼命挣钱?还是应该像别人一样把老婆带在身边?他一个一个盘算着,没有答案。
想不明白的事,他总是不愿意去多想,但是现在,他知道,他垮了,什么都没有了。
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湿了枕头,湿了床单,最后把他自己也湿透了。
他的目光又一次移到了那些管子上,管子里红色的液体随着他微弱的呼吸一起一伏,很有规律。他把心一横,攒足了一股力气,他双手硬撑着,僵硬的身体慢慢地坐了起来。
“去你妈的!都滚到一边儿去吧!”
他艰难地、坚定地把那些管子一根一根的从体内拔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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