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天堂看我
父亲在天堂看我
陈少波 文/摄
父亲离世已经37个年头了。
那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坚强的母亲怕影响我的学习,没给我发电报。直到寒假,当我带着牵挂和思念扑进家门的时候,才得知父亲已经永远的走了,那一年,他刚刚49岁。
家乡的山野里白雪皑皑,西北风冰冷刺骨,那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父亲弥留之际,身旁守着除了我以外的6个儿女,最大的二弟15岁,最小的妹妹只有5岁,而身在异乡读书的我刚刚18岁。
我无法想象,面对挚爱的发妻、膝下一群深爱着却未谙世事的儿女,父亲该是怀着怎样的不舍和心痛,无奈地离开这个令他无比辛苦却又无比留恋的世界。
而作为长子的我,未能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守候在他的身边,成了我今生永远无法治愈的痛。
(一)
父亲的出身很苦:太爷爷早年从河北逃荒来到东北,一条扁担担着全部家当。爷爷是个木匠,大概40多岁就去世了,奶奶带着六个子女,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坚忍的生活。解放以后,三代贫雇农出身的家庭里,大伯当了土改干部,二伯也当了生产队长,而父亲自幼便接过了爷爷的鲁班斧,做了木匠。
父亲在家里排行老三,大伯二伯婚后分家另过,家庭的重担便全压在了父亲身上。小时候听父亲说,在母亲之前,他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因为家里太穷,又要照顾弟妹,日子太苦,对方实在无法忍耐,不久就离了。
婚姻本就是缘份。别人介绍父母相亲时,母亲是供销社的店员,父亲比母亲大了9岁。父母结婚后,陆续生了我们7个子女。一个9口之家,在那个贫苦的年代,生活的艰辛今天无法想象,连维持温饱都是最大的问题。在我年少的记忆里,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最好的主食就是玉米粥,东北人习惯叫“大馇子粥”。连粥也喝不上的时候,烀土豆、糠麸煮野菜就是日常的三餐。即便如此,父亲的脸上从来看不到愁苦和绝望,总是挂着自信慈爱的笑容,高兴的时候,还会哼唱几句。
北方严冬的清晨冷得让人恐惧,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连清晨的阳光也照不进来。每天孩子们最痛苦的,是睁眼醒来后,从被窝里把热热的身子怎样咬着牙塞进冰冷的棉衣棉裤里。那时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当我们像一窝小麻雀一样被母亲叫醒的时候,父亲已经烧热了小火炉,特别冷的时候,就在屋里举一把茅草点燃,烟雾弥漫在棚顶,屋里充满了带着草烟味的暖意。父亲和母亲把我们的棉衣棉裤一个个翻过来在火炉上烤一会儿,再翻回去递给我们穿上,两条腿伸进棉裤的时候,里面热热烫烫的,那一种感觉,足可以让我们抵御一生的寒冷。
大约6岁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二弟三弟躺在被窝里快要入睡,父亲从外地干活回来,我们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喊爸爸,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着的面包,带着温热的体温。母亲小心地给我们兄弟三个每人分了一块,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俄式老面包,甜甜的、酸酸的、柔软中带着稍硬的口感和诱人的发酵过的麦香,那是我们兄弟三个第一次吃到面包,好吃到连掉在被子上的碎渣也用舌头舔起来,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面包。直到现在,每次经过面包店的时候,都忍不住进去问一下找一下,想找到那种面包的味道,可惜,至今没能找到。后来,我逼着自己相信:童年那种美味的面包、那个带着父亲体温的面包,我今生是再也吃不到了。
(二)
父亲从小没念过书,母亲是高小毕业,教父亲认识很多字。可也闹出好多笑话:比如那时候罗马尼亚的总统名叫齐奥塞斯库,父亲在报纸上念成“齐臭塞斯库”了,母亲经常用这个嘲笑他。父亲没喝过多少墨水,可是悟性很高,渐渐地,读报、记账、看医书甚至给村里的宣传队写小剧本都能做到。那个年头,偏远的乡下有文化的人太少了,父亲俨然成了没念过书的半个“文化人儿”。
因为自己没念过书的遗憾,父亲最大的快乐就是供孩子念书,看孩子念书。我从小爱写字,外公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成了我书法的启蒙老师。那时候买不起毛笔,父亲用猫毛狗毛马毛之类加上筷子扎过,买不起墨汁母亲就用锅底灰研碎兑水。不记得什么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支毛笔,那只毛笔,我视若珍宝,用了几年,笔尖都磨秃了。每到腊月年根儿,村里左邻右舍的乡亲拿着大红纸,到我家里求我写春联。父亲总是守在炕桌边,一脸殷勤得意的笑容,一边陪着唠家常,一边帮我裁纸,嘱咐我好好写,帮我斟酌词句;母亲此时里屋外屋忙活着,端茶倒水,照顾锅里蒸着的馒头;弟弟妹妹们炕上炕下欢闹着,大一点的帮母亲烧火,拾掇屋子;简陋的茅屋里,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
父亲爱唱而且唱歌很好听,不会识谱但可以拉几下二胡,会唱的就能拉出曲调。记事儿的时候,就记得家里有一把破旧的二胡,父亲高兴的时候,就拿出来拉几下。受父亲的熏陶,我也学着拉起了二胡,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会了识简谱,已经可以拉《二泉映月》这样的曲子了。那一年,县里搞中小学生文艺调演,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被推选上台拉二胡独奏。那可是我第一次走出小山村,第一次到了有楼房的县城,第一次住了旅馆,第一次吃了饭店。回到家的时候,我一脸兴奋地对父亲母亲说:县城里可真大呀!楼房有三层呢。
我小时候爱唱,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曾经有副好嗓子,那时候的样板戏唱段,我大都能唱得有模有样。记得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带我赶着雪爬犁去看奶奶,到了奶奶家,父亲说:“给奶奶唱一个吧!”我羞怯了半天,才给奶奶唱了一段,奶奶把我抱在怀里说:“我孙子唱得好啊,比戏匣子里还好听呢!”父亲坐在炕沿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傻傻的笑着。
(三)
父亲的木匠手艺很好,十里八村,小有名气。那个年代,没有电动工具,所有的工序都靠体力和最原始的工具。刨平、造榫卯,全靠刨子、凿子、手锯等工具一步一步雕琢出来;把一根粗粗的圆木破成木板,要用墨斗打好线,然后立起来固定住,两个人拉大锯一片一片的锯开。七八岁开始,有时父亲在院子里干活缺人手,破圆木的时候就喊我帮他打下手,他在高处拉锯,我在低处顺着他的力气送锯,大锯端不平就拉偏了,但父亲从不责怪我,一边拉锯一边鼓励我:“儿子长大了,能帮爸干活儿了”。父亲最拿手的活儿是竖房架子,上梁架柁起檩子挂椽子,这可是盖房子最关键的工序,如果架子竖歪了,柁梁挂歪了,房子就会倒掉。村里36户人家,老房子除外,多数后盖的房子,都是父亲一锤一锤订的房架子。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万能的,没有他不会的东西,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父亲在村里的威望很高,邻里乡亲盖房子需要出工出力,他有求必应,从不计较工钱;实在困难的,说几句好话就顶了工钱。村里谁家夫妻之间、老人与子女之间打架闹矛盾,总少不了找他去劝解说和。母亲年轻时过度操劳,体弱多病,经常要吃药打针。那时候乡下几个村才有一个“赤脚医生”,父亲为了母亲治疗方便,用心琢磨,竟跟着赤脚医生学会了打针。不久以后,连村里的乡亲谁家头疼脑热得了急病,也半夜三更的找他帮着打针。他起初百般推辞,但耐不住央求,只好硬着头皮帮忙。一来二去,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他也更用心了,母亲看病时,他不忘向医生请教病理医理,还不知从哪借来了几本医书,没事就翻看研究。渐渐的,成了村里不挂牌的“土”医生。
7岁那年,我得了荨麻疹,这个病不大但很邪门,每天过了中午太阳西下就开始发作,皮疹先是从臀部腹部,继而像一片片丘陵扩大到全身,奇痒难忍,非常痛苦。父亲背起我四处求医,大队卫生所、公社医院,该看的医生看遍了,吃各种抗过敏药、打各种抗过敏针,多数是激素类,然而皮疹是打过针吃过药就退,停了针和药就再犯,父亲为此心痛又焦急。俗话说“有病乱投医”,姥姥说这病叫“鬼风疙瘩”,是不小心冲撞了鬼神了。姥姥说她家附近有个看阴阳的李先生可灵了,爸爸就背着我,由姥姥带着去那个李先生家。老先生让我脱光上衣,一边口中念叨些什么,一边用毛笔蘸墨在我前胸后背上画了满满的稀奇古怪的字符,然后还用朱砂在纸条上画了两道符咒,嘱咐父亲晚上临睡前烧成灰兑进水里让我喝下,还嘱咐我十二个时辰内别过横道。父亲回去和母亲虔诚地按照先生的要求做了,可我的病还是没能好起来。
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个老人口中听说,用陈年的谷草点燃,然后让病人在烟火中熏烤一会儿,再蒙着被子发汗,可以治疗荨麻疹。父亲寻遍了全村,最后在一户乡亲家里要到一片谷草编的草帘子,这是北方冬季挂在窗外保温用的,已经用了四五年了。父亲如获至宝,兴冲冲抱回去,叫母亲在热炕头上铺好了被褥,然后在外屋把谷草点燃,让我一丝不挂地站在火堆旁熏烤。陈年的谷草燃烧的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来,火焰烘烤的我大汗淋漓,我看到父亲的脸被烟火熏呛得又黑又紫,不住地咳嗽,头发和胡子上挂满了黑黑的草灰,但仍然坚持着。不到5分钟,我就逃命般钻进了炕头的被窝里。父亲无奈地一边埋怨着我说:“这孩子,我都能忍,你咋不再多烤一会儿呢!”一边帮我掖紧被角。我在热炕头的被窝里大汗淋漓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醒来,我的荨麻疹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至今再也没犯过。
(四)
小时候的我,老实怯懦,不会骂人,从不打架,还经常受同龄孩子的欺负。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邻村的孩子总是欺负我,甚至追到村子里打我。有一天,我哭着去找父亲告状,父亲正在干木匠活儿,我看他的额头和胡茬上挂满了锯末木屑,他一边干活一边说:“别哭,怎么了?”我说邻村的孩子欺负我。他又问:“他为什么欺负你?你惹他了吗?”我说,没有。他又问:“他比你大吗?比你高吗?”我说:和我一样大,差不多高。他放下手中的活儿蹲在我面前,眼睛直视着我,一字一句的说:“男人,不能欺负别人,更不能受别人欺负;一次两次可以忍,再忍他就会天天欺负你!哭,说明你软弱。等你长大了,如果还受人欺负,你还来找我告状吗?”我仿佛胆气一下子冲到头顶,用袖子擦一下眼泪冲出了屋子,直奔那个孩子打了我的地点,看见那孩子正在雨后的积水边玩耍。我直冲过去,一把揪住那孩子的衣领,瞪圆眼睛对那孩子吼到:“你还敢不敢再欺负我?我要把你推倒水里淹死!”那孩子先是怔怔地看着我,然后吓得声音颤抖,求饶说:“不敢了不敢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松开他的衣领,向后退了几步,那孩子吓得瘫坐在泥地上。我转过身,昂头挺胸的走回家。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孩子敢欺负我了。
小时候村边山林和庄稼地里,偶尔有狼出没。大人们说,如果遇见狼,别往林子和庄稼地里跑,要赶紧回到路上,狼轻易不敢扑上来。大约七八岁的时候,一次在山上打柴,回村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狼在身后远远地尾随。我在小路上拼命地奔跑,幸亏离家不远,当我惊魂未定地跑进院子时,父亲正在抡锛子破木皮,我带着哭腔喊:“爸,我被狼追了!”父亲二话没说,随手拎起斧头,风一样顺着我指的方向奔去。到了不远的村口,看见那只狼正在苞米地头的草丛里,满眼凶光的眺望着村里。父亲提着斧头一步步靠近,那狼也不逃走,依旧凶狠地看着步步逼近的父亲,似乎等着送到嘴边的食物。父亲在十多米处大喝一声,猛地把手中的斧子掷过去,那狼嗷的一声,掉头钻进黑黝黝的玉米地里不见了。父亲走近拾起斧头,大步流星的回到院子,告诉我:别怕,狼被我赶跑了,以后不要一个人上山了。
(五)
我故乡的小村,西、北两面环山,村西200米左右,有一座小丘,村里人叫它“小馒头山”。小馒头山与村子之间,是一片田地,记得当年,我家的几垅园田地,就在这一片田地之中。
父亲不做木匠活的时候,就和母亲一起侍弄田地,种土豆、豆角、茄子、黄瓜之类的蔬菜,供全家一年食用;馒头山的北坡下面,当时是一片荒草地,父亲得闲的时候,一镐一镐在那里开出了一片地。父亲说,这是荒地,第一年庄稼长不好,种荞麦吧,打下荞麦面还可以做干粮。当时的我们,不知道荞麦是什么,只记得那年夏天,那一片粉红的荞麦花真的很好看!父亲应该无心欣赏美景,秋天打下荞麦,磨面蒸馒头,虽然赶不上白面馒头好吃,毕竟全家人可以充饥。
初二那年,因为生活所迫,父亲和母亲卖掉了老家的两间茅草房,一挂马车拉着一群孩子和全部家当,告别了乡亲,举家搬到了当时的公社所在地。那是一个比原来的小村大了许多的乡镇。
打那以后的几年,生产队里的农活父亲照常干着,只是在外面做木工活的机会多了许多,日子也比以前过得好了一些。
高考的前一年,父亲病了,整天整夜的咳嗽,痰里时常带着血丝。在母亲催促下,只好去了医院。记得那一天的晚上,父亲和母亲从省城看病回来,母亲的脸上挂着泪痕,带着绝望的哭腔告诉年龄最大的我:父亲得了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我当然知道癌症意味着什么,一瞬间,感觉天就要塌了。
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一群尚未成年的孩子,得了绝症的父亲,哪里有能力给自己看病啊!求借无门,母亲只有以泪洗面,给父亲买最廉价的药,煎熬着、心痛着、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父亲从母亲忍不住的眼泪里,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他把我叫到跟前,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是家里的长子,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是家里的希望。你愿意读书,别因为我有病误了学习,你要给我争气,一定要考出去!”我含泪重重地点了点头,似乎预感到:父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父亲的病况越来越重了,连走路都没多少力气。一天晚上,硬挺着去了趟后院的大伯家。大伯家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当时在全镇也没有几台。父亲看了一晚的电视,大伯家的二姐还给父亲冲了一杯奶粉。父亲回来后,整个人似乎好了许多,对母亲和我们说:我看了电视,好像浑身好了许多呢!奶粉可真好喝啊!
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拼命地学习备考,每天在学校的教室里,一学就学到后半夜。我念高中的时候,高中是两年制。因为文科较好,也因家境贫寒,高中的班主任老师动员我从高一跳级到高二,直接参加高考。我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问我:你能行吗?我说:我能行!这样我就从高一没念几天直接跳到了高二,提前进入高考备战。现在想来,如果当时不跳级,也许这辈子上大学的机会就失去了。
学校离我家,大约有一公里的距离。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爸半夜去你学校两次了!”我问:“我咋没发现呢?爸去干什么?”母亲说,他在窗户外看你,看你是不是在学习。母亲还说爸爸回来对她说:“儿子是在学习,坐的跟钉子似的,我放心了。”
1980年,我带着父母的期望,参加了高考。那时候的高考,是分两次的:初试合格,才能参加正式高考。据说我初试的成绩,在全县农村中学排了第三名;可复试的时候发挥失常,再加上数学原本不好,最后,被省内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
尽管当时高考的录取率只有1/200,但我的心情依然有些沮丧。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爸爸高兴极了。对我说:“你真的给我争气了!当个老师不错,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将来当个好老师!”父亲还说,我要是没病,能给你做个装书和行李的箱子该有多好!我含着泪说:“爸,我自己做吧,我会做。”我用了三天的时间,用父亲的工具,家里废旧的木板,为自己做了一只漂亮的木箱,安上了提手和锁扣,漆上了漂亮的宝蓝色。完工的时候,我骄傲地拎给父亲看,父亲里里外外看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啊!不愧是木匠的儿子!”这只箱子,一直陪我读完了大学。
开学的日子近了,父亲的病更重了。他叫来了四叔,嘱咐他说:“你侄子上大学,是家族的喜事啊,我没能力去送了,你代我把孩子送去吧,万一人家学校对家长有啥要求呢?”我流泪告别了父亲,和四叔一起,登上了远行的汽车。
可这一走,竟成了和父亲的永别。
父亲临终前几天,自己说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我儿时的小村,回到了他亲手盖起的那两间茅草房。他对母亲说:“等我死了,把我埋在馒头山南坡吧!”母亲流着眼泪答应了。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终于带着他满腔的不甘、眷恋和遗憾,握着双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母亲的眼泪已经哭干,坚强地带着家里我的的六个弟弟妹妹,按照父亲的遗愿,把他安葬在故乡的镘头山下。
直到现在,我时常梦见儿时在老家的情景:夕阳西下,母亲扎着围裙,站在院门口喊着我们一串名字,贪玩的我们像小燕子一样,飞快地飞回窝里;爸爸把心爱的工具,一件件收回帆布包里,带着一身木头和旱烟混合的香味坐到炕桌前,香香地喝一口老酒,然后用慈爱的眼神环顾着大口吃饭的儿女们。
那个情景,那些往事,我知道再也回不来了。
每次回乡祭拜父亲,走近故乡的小村,一草一木,都令我想起儿时的情景。看见有些至今尚在的当年的茅草屋,我仿佛看到父亲骑在房梁架子上,耳朵上夹着铅笔,挥舞锤子干活的样子;走过小村和馒头山之间的田地,总要驻足一会儿,因为那土地上,曾经留过父亲劳作的脚印。
这些年我写过许多文字,每每想到要写下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可每当提起笔,便禁不住泪流满面。
今年清明前两天,远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打来电话说:“爸爸,清明节放假,我想回去给爷爷上坟。”我心里一热:孩子大了,懂事了,我也老了。我说:“这么远,就别折腾了,机票也够贵的。你有这份心意就行了,爸爸替你表达,你爷爷也会知道的。”
是的,我坚信,我们每天做的一切,父亲都会知道。如果有天堂,父亲一定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方,用他的手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房子。那里没有病痛,没有劳累,没有贫穷,他可以每天悠闲地坐在窗前,吸着旱烟,看着儿女们的一举一动,看着这个悲悲喜喜的人间。
(2017年4月4日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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