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无法逾越的坎儿

新学期开学，从乡里调入了一批教师，学校办公室一下显得紧张起来。总务上把我的办公室调整了出来，让新调入教师住了进去，安排我和老教师李老师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

李老师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女老师，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脸颊白皙而清瘦，衣着朴素大方。她是科班出身，是学校为数不多的老牌师范生，平时总是板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学生和同事都对她敬而远之。

从把我的办公桌放进李老师的办公室的那一刻起，我就从她那厚重的眼镜片后面的眼神中，感受到自己不受她的欢迎。

和她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的日子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如坐针毡，我主动和她套近乎，她总是摆着一副带理不理的姿态，让我尴尬之极；每当学生进入办公室时，她总用挑剔的目光盯着学生的脚下看，那眼神分明在告诉我，你的学生弄脏了我的地面。

这些我都能容忍，因为当时自己毕竟参加工作不久，初出茅庐，不能和这样一位有资历的老师计较。可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成了我和她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坎。

记得那天下午，预备铃响过后，我进入了办公室备课。一进门，李老师一反常态，主动和我打招呼：“你来了！”

“是的，李老师早！”我微笑着回应她。

李老师的语气十分沉闷：“今天中午，我放在办公室里的大米被人偷了。”

听她这样说，我大吃一惊，急忙往她放在床头的那半袋大米看去，只见那袋子大张着口，地上零星洒落这一些米粒，呈线形向前延伸，像是有人在匆忙之中取了米的样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米在我们当地比较紧缺，一般家庭很少吃大米。李老师不知从哪里买的大米，放在办公室里，隔三差五拿回家一点，改善家里的生活。

听她说丢了大米，我第一反应是看办公室的门和窗户，发现门窗完好无损。就问她：“门窗没有被撬，贼是怎么进来的？”

李老师冷笑了一声，说：“你说贼是怎么进来的？办公室只有我和你有钥匙。”

听了她的话，我的脑子一下炸了，原来她在怀疑我偷了她的大米，我气得浑身颤抖，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参加工作五年来，从来没有被人如此诬陷过，不管她平时怎么怎么对我，我都能容忍，这次她侮辱我的人格，我是怎么也不能容忍的。我一字一顿地对她说道：“你凭什么冤枉人，告诉你，我没有动过你一粒大米！”

说完，我一把拉开办公室的门，准备去找学校校领导。也许我们的争吵声惊动了隔壁办公室的刘老师，就在我拉开门的一瞬间，她刚好把我堵在门口。

这位刘老师是李老师丈夫的一个远方侄女，在学校具有一定影响力，她和我年龄相仿，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错，

刘老师把气得脸色煞白的我重新拉进了办公室。当刘老师问明了事情的缘由，也感到事态比较严重，但她劝我不要冲动，她说这样的事情张扬出去，对我和李老师影响都不好。

刘老师的话音刚落，李老师就顺水推舟，说：“只丢了一两斤的大米，我也觉得不值得为这点小事惊动学校领导吧，咱们自己解决。”

听她这样一说，我忽然想起，就在我出门准备找领导的时候，李老师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感觉她有一丝慌乱，现在她又说不想把事情弄大，难道她为了把我赶出她的办公室，故意制造了这个失窃现场？

想到这里，我更生气了，冲着她喊道：“你说得轻巧，我不能就这样被人诬陷，今天必须要讨个说法。”

刘老师见我怒气未消，她在李老师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什么，李老师离开了办公室。

李老师走后，刘老师说她相信我的人品，绝对是随便拿人东西的人。接着，刘老师给我讲了李老师的家庭情况。

原来李老师和现在的丈夫是二婚，她和前夫结婚三年，没有生养。李老师没有经前夫同意，自己抱养了一个女儿，因此和前夫彻底闹翻，离了婚。

李老师的现任丈夫原来有三个孩子，他们结婚后，李老师又生了一个儿子，加上她原来抱养的女儿，两人一共有五个孩子。孩子多，家庭负担重，再加上李老师现任的丈夫脾气暴躁，年轻时经常动手打她。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只要李老师说话做事不合他的意，还对她动手。

家庭不幸福，使李老师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每学期年终考核，李老师总在全校八十多名教师中排名靠后，她的精神压力很大。

又加之近年来，学校生源增长快，代课教师紧张。李老师虽然临近退休，还带着六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显得十分吃力。

这学期新调入的教师多，李老师满心希望学校会把她从主课的位置上换下来，可是开学后，几个和她年纪相仿的老教师不是带了数学就是带了副科，而她带的课程依旧，她对校领导充满了怨气。

刘老师说：“在学校，李老师心里的苦只向我这个远房侄女诉说。如果不是我经常劝解和开导，李老师也许连上班都有些困难了。”

刘老师怀疑，最近，李老师内外交困，身心疲惫，脑神经有些错乱。她有可能把自己中午带回大米做饭的事情忘了。

在刘老师的劝说下，我慢慢地冷静了下来。仔细想想，她说的也对，李老师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再说学校人多嘴杂，事情一公开，说什么的都有，确实对李老师和我都不利。

尽管我口头答应了刘老师，不再追究此事。可是，被她无端诬陷这个坎儿我是怎么也无法逾越的。

在李老师退休前的日子里，虽然我们在一个单位天天见面，可我再也没有和李老师有过任何交往，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过。

齐悦梦想社群一营三班更文

我和前妻是87年认识，88年结婚的。

前妻名名叫刘芬。

我认识是刘芬，缘起刘芬和陆华的初恋。

陆华家是我家在湖边住时的邻居，陆华比我小三、四岁，经常都是我带着他玩的。陆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五十年代华农毕业生、高级农艺师；母亲好象也是华农的，但是没有拿到文凭。

刘芬和陆华是同班同桌同学。

大概在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两人有了朦胧的、青涩的爱情。后来初中毕业了，陆华继续上高中、刘芬读了工校。参加工作后，两个人还在断断续续交往着。但是，一来二往中，两人志趣渐行渐远，陆华到农业局上班了，然后又到华农深造；刘芬呢，读完技校就被安排到织布厂当了工人。

当两个人关系越走越远的时候，陆华的父亲先是叫我发小元喽去调解的。元喽毕竟跟陆华远些，说服不了陆华。后来陆华的父亲和元喽就又叫我去调解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小时侯，陆华最听我的。

这样，我就认识了跟我结缘、结怨、结仇十八年的刘芬。我人生故事最难忘、最精彩，同时也是最悲惨、最伤心的十八年就发生了。

十八年厮守纠结、爱恨情仇，十八年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就全部耗尽其中了。多少寂寞惆怅、多少欢愉人伦、多少离情别愁、多少恩恩怨怨，都似一江春水，已经付诸东流。

刘芬确属那种天生丽质的美人坯子。一米六五的高挑个子、柳眉杏眼、樱桃小口，头小、身短、腿长，脸部五官、身上上下，都是黄金比例。

当初调解刘芬和陆华关系的时候，初次相见，我就有种惶惶忽忽的感觉，就砰然心动了。调解三次不成后，看到陆华和刘芬都没有和好的意识，我就暗下决心了，觉得自己机会来了。有一次，我在自家窗口看见刘芬去工校上学的身影，我就对我同是刘芬工校同学的妹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女的追到手！当时，我妹妹就嗤之以鼻，说：你白日做梦吧，那可是我们的校花。

一年多后的一天旁晚，是我要离开县城老家前往市里的纱厂上班的前夜。我内心里就在盘算着：这是最后地该跟刘芬挑明关系的时候了，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当时，我心里就深深地愧疚自己对陆华的不义、不忠。古人都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陆华这么小就跟我一起玩到大的小弟弟，他的曾经的女友我也能掠为已有吗？陆华父亲老年离异，跟陆华相依为命，这么想儿子早点找到归宿，这么信任我和元喽几个发小，我就这么不忠并且辜负老人的重托吗？

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县城到市里要一个多小时车程。我当时才二十锒铛的年纪，从小都是被家里娇宠着长大的，平生是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去外地谋生。

那几天晚上，心理断乳的阵痛和青春期对女人的向往一阵阵袭来，总叫我辗转反复、彻夜难眠。记得那天我是长到二十三岁了第一次到处找酒喝，好想喝醉了什么都不想了。后来，找到了一瓶别人送我父亲的洋酒。

天黑的时候，我想用酒把自己焦躁不安的心平复了，就拿起酒瓶，一仰脖子，一张嘴，呼噜噜把那瓶酒通通灌了下去。然后，就不醒人事了，就发生了我有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酒醉闹事。

酒醒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老父亲泪眼婆娑陪着我，见我醒来了，父亲微微笑了一下，苦楚地说：孩子呀，老子真怕你疯掉了。

后来，我迷迷糊糊地听说，醉酒之后，我就去拉电灯开关，一拉一弹，拉绳弹到上面打结下不来了，我就借着酒劲，去扯电线，把屋子里的电线全部扯乱了，一时间家里火星闪闪、危机四伏，整栋楼房全部没了电了。我小妹妹闻声赶来了，我嘴里喊着刘芬的名字，把妹妹当成了刘芬，把她推倒在床上了。接着，父亲跑过来了，我又把父亲当刘芬，要和他拥抱、亲嘴。

一时间，我把家里的桌子、椅子、床帐、被褥全都扯乱了，家里被我闹得狼迹一片。抗美援朝时，子弹从太阳穴擦过，美国人的炮弹在眼前呼啸而过都一声没吭的父亲，那天都被儿子闹腾得吓坏了，哭了。整天对我崇拜无比、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小妹也哭了。父亲以为儿子疯了，妹妹以为哥哥癜了。

还好，第二天刘芬来了，看我在床上狼狈的样子，还劝了我半天。第三天，我勇敢地站了起来，去市里纱厂报到了。第四天，我就跑回县城跟刘芬见了面，也就是那天，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我抱了这个小美人、吻了这个让我心醉的女人，两人海誓山盟要永结同心了。

我们88年结婚后，89年就有了儿子。开始，我先是通过我叔叔、县里的环保局局长和织布厂厂长是同学的关系，把刘芬从车间工人调到了车间做了统计员。因为统计是要三班倒的，刘芬受不了那个苦，我就又让叔叔把她调到了幼儿园做幼师、上长白班了。

后来，她又觉得两地分居不好，想到市里跟我一起，我又通过我妹夫父亲同事的哥哥是劳动局局长的关系，把她调到了市里，在针织厂做事。

再后来，也是因为针织厂要上夜班的缘故，她又不乐意了。我又通过自己和针织厂党委书记经常一起开会的关系，把她调到了针织厂幼儿园。

再后来，直到她自己找到制药厂做出纳，她在这四个单位的六个岗位都只做了个一年、半载的时间。做出纳要会计证的，她的会计证还是我在纱厂以同事关红飞的名义帮她办下来的。会计考试，也是我妹妹代她去考的，她基本就是个不爱学习乃至不可以自食其力的人。

那时，国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灵活的用工机制。企业都是国家的，调动单位或者更换岗位都是要托人情送礼的。

我依稀记得，我在纱厂工作这十来年时间，就一直在一天到晚为了她工作的事整天都在求爹爹、告奶奶，打着肿脸充胖子，欠债赶人情。

记得那个劳动局局长因为收受贿赂太多，还被开除了公职、逮捕法办了。为了刘芬从大冶调到黄石，我也没有给这家伙少送。

刚开始在纱厂住的时候，我们是挤在只够放一张床的俱乐部票房的。那时做饭都偷着用电炉做的。后来，俱乐部放电影了，一烧电炉就会跳闸，就影响电影放映。我们就不敢放肆地用电炉了。只好在外面买着吃了。因为工资很低，长期在外面吃可不是个办法。

有一回，厂里发动员工义务献血，说是每人有五天休息、五百元补助的。我正好自学考试需要时间学习，又需要钱买煤气灶。于是，我就献了血，有了五百元钱，买了煤气灶，有了五天休息，狠狠读了五天书。最后，我用鲜血换回了两样东西：做饭的煤气灶，考试最难考的古代汉语单科结业证。

古代汉语晦涩难懂，比外语都难学。全部都是通假字、繁体字、形声字，还不断句的。看那些书，真的就象看天书一样的。难怪全中国只有郭沫若一人能看懂甲骨文，只季羡林一人能看懂梵文。我猜想，这两位国学大师说不定在看不懂的时候也是靠蒙的。反正，古代汉语我是一连考了四次才考及格的，而且翻译古文的时候，大部分我都是牵强附会、连猜带蒙蒙过来的。幸好有献血给的假期，我用这五天时间翻译的上百篇古文中竟有三篇就是考试中考的。如果不是古汉语通过了，我可能至今都是高中毕业，拿不到大学学历的。

至于那个煤气灶，也成了我和刘芬十八年生活的一个重要信物。好多年后，我跟刘芬吵架，刘芬谈起我的好的时候，说我还是个很顾家的男人，还念念不忘我为买煤气灶献血的事。再后来，我家搬到了新房，家具、电器都换了好几茬了。但那个煤气灶刘芬就是念念不舍，不肯换掉。那年，有个气孔堵死了，垫脚也烂掉了，我坚持要换，她还是舍不得，在我买回新灶的当天，她还是把那个灶收起来了。后来，即使我们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她还是把那个灶拿回娘家去了，说是一定要留着做个念相，说那是老公用鲜血换来的。

1999年秋天，我当了集团办主任的时候，集团下面一个五星级酒店开张。我妈妈、刘芬要我带他们一起去转转。我们沿着杭州路，走过人民广场，来到了柯尔山丛林深处的那片欧式建筑群时，我妈妈和刘芬都被酒店前的硕大广场、巨大音乐喷泉、巨幅人体雕塑给震撼了。和着音乐的节奏和初放的华灯的斑斓，两人流年忘返。临了，妈妈丢了一句话，你刘芬单位不好，三天两头没班上的，你在集团做官，何不把你老婆调到几点来做？

于是，第二天我就给酒店老总打了电话，第三天，刘芬就去酒店部件房上班了。

再后来，我哥们老刘接手酒店做总经理，我又要老刘把刘芬调到了财务部。这个岗位，就是刘芬工作后做得最长的一家了，一直从99年做到跟我离婚后，做到冬。

我跟刘芬感情出现裂痕，最早是在她在针织厂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她是个不怎么吃得了苦的人，我们在一医院山上住的时候，有段时间她要带儿子上幼儿园，要走大概半个多小时的路。后来别人发现，与她同行的总有个车间的保全工，好象姓徐的，经常帮她抱着孩子。一来二往之间，两人就经常在一起了。有一次回县城过节，姓徐的竟然送她和我儿子一起到车站候车了，恰巧被我姐姐、姐夫碰到了。还有一次，我晚上很晚回家，家里灯竟是亮的，他们两个竟然坐在客厅里说话。见我一回，那姓徐的立马起身走了。

有了这两件事后，我就开始怀疑刘芬对婚姻不忠了，两个人就开始了口角。那段时间，纱厂在做雪帝王服装，我负责市场推广，负责在媒体做广告的。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和电视台的几个漂亮女主持打交道的。刘芬竟然恶人先告状，一口咬定我跟某个女主持人有关系。

于是，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有一次，在她无故找茬、喋喋不休，闹得我实在憋不住了的时候，我狠狠揍了她一顿。第二天，她就带着她娘家的兄弟、姐夫、妹夫一伙，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一骨脑地把她的衣服、被褥、家当和她看得上的东西全部拉走了。还托人带话，誓言离婚，决不回头了。

这是我们十八年夫妻生活中闹得最厉害的一次了。

她跟那姓徐的小保全工有没有那么回事只有天知道了，我也没去追究。但她反咬我跟某某主持人，真是扯淡了。因为我有个同学在电视台做记者，我又是纱厂管宣传的，电视台99年前的几个美女主持我都接触过，被我请来做过厂长采访，做过雪帝王开业主持。我和他们纯粹是工作关系。要论男女，扯淡，哪跟哪呢？谁看得中咱呢？那事过后，我和刘芬的婚姻就一直在争争吵吵、打打闹闹中度过的。

当时间走到97、98年的时候后，我调到了集团办。

那时集团刚刚上市不久，是当时市里最红火的企业，而我经过努力，不到一年时间，又坐上了集团办主任的高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

最关键的，我还把刘芬调到了五星酒店，后来又有我的哥们老刘在那罩着她，她又如愿以尝地做了出纳。那些要钱的供应商、建筑商在老刘那签批了以后，要拿现金，还都得看她这个钱袋子眼色的。丁点或者大点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好多年后，她自己也承认，那也是她职业生涯中唯一的几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日子。

那段时间，我们家买了新房子，儿子读书又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家务事又全部由老娘一人包下了。我们夫妻和睦、母贤子孝、儿子健康，真是十分幸福地好好过了几个年头。

然而，好景不长。

2002年，集团创始人老罗退休了，新上的老胡接手。开始一年多，风平浪静。随后一年，老胡就开始排除异己了，我这前朝遗臣自然就成了关注的对象。

2003年，老胡一哥们，无中生有，说我做广告时拿回扣，于是，老胡开始整我了，我在集团便开始了江河日下的艰苦日子。2004年被派驻成都，2005年，我要回家，被公司无端安排到仓库做库工，受不了那份冤屈，我就不告而辞了。

与此同时，我和刘芬的婚姻也从此日渐冷淡、裂痕也越来越大了。

在成都上班后的第一年春节，我回到黄石，刘芬表面上还跟我亲亲热热的，但是一到周六，她就要出去，说是去打牌的。开始，我还没怎么在意，她说都在老刘一侄女刘会计家打的。后来，有个周六的晚上的九点多钟了，我一个人睡着，突然被一阵电话吵醒。一接竟是刘会计的，刘会计说找刘芬，操！不是在你家打牌吗？怎么回事？

还是在那个春节，刘芬有天兴起，说要看看家里存款到底有多少个折子？说要把分散的折子统一在一个折子上，方便计算，说要用她名字存，她经常跑银行的，知道怎么存、存多长利息最高。

我想想也是，就把身份证给了她。她还说要我一起跟她去银行调换。我想，反正家里的钱都是你管着的，转就转吧。于是，我就陪着她把我工资卡、奖金卡、成都卡、建行卡、农行卡上的钱，全部地、一分不留地转到了她刘芬的户头上。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那是个正月的上午，黑暗的斜阳映照在团城山的上空，就在人民广场大转盘那个中行营业部办完全部手续的。

我帮着她转移完我的资产两三个月后，她就起诉离婚了，说存款全部炒股赔掉了。今天想来，真是她把我卖了，我还在替她数钱。就那么乖乖地、陪着她、亲手把钱全部地、一分不少的转到了早就蓄谋以久，已经开始夜不归宿的刘芬的户头上。

那是我半辈子的心血，是我二十多年辛辛苦苦、血汗交加工作的积蓄呀！

我事业上败落后，刘芬的心也飞了，现在想来，这个女人真是个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女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巴到天明各自飞。这句话，在刘芬身上真是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其实当我在成都的不知什么时候起，刘芬早就跟那个男人勾搭上了。这个男人或许就是她今天的老公，一个大她有十多岁的包工头；或许是哪个我至今都不知道姓名、不见踪影的男人。

接下来，就是我到浙江打工，她买通五个法院的人跑到义乌给我下传票，然后让法院威逼利诱甚至买通统一个律师，假装通过我妹夫接触我，然后让她无条件胜诉了。

我那时刚刚出门打工，居无定所、身无分文。打工发的第一个月工资还寄给她做了37岁生日。最后，法院、律师、家人都劝我离了算了，我丝毫没有迟疑，义乌一别后，我立马赶回老家，在判决书上签了字，根本没有计较后果。

那次，我大姐见我出门的路费都没有了，哭着说：“老弟呀老弟，你真被这女人害苦了。”后来，是姐姐给了我五百块钱路费，我添着带血的伤口上路的。

再后来，我儿子读大学，家里分文没有，刘芬一分不给，是我二姐给了一万块钱，是我姐姐、妹妹把我儿子送到学校的。

直到刘芬闹也闹够了，偷也偷光了，家也不要了，我还在坚守，还在铁肩道义，以为世人都羞以启口的离婚二字不会真的在我的生活中出现。

最后，直到法院给我传票，直到我被逼上法庭，我才彻底认输了。刘芬，这个我曾经最爱的女人，这个跟我厮守了十八年并且有了一个可爱孩子的女人，就这样离我而去，就这样恶毒背叛了我的感情，摧毁了我的道义，伤害了我的心灵，掠夺了我的家产。

好象是十八年前的一个夏日的中午，是在纱厂那个碎石厂的边坡上，我被刘芬急急忙忙打电话叫回家里，还没到家门。她就在那边坡上把烧得昏昏沉沉的只有三岁多的儿子往我手上一丢，说她要出去了，不管了。

我接过一看，儿子已经发烧烧得睁不开眼睛了，嘴上还吐着白色的泡沫。我用手一摸儿子的额头，顿时烫得我的手都抖动了起来。把儿子塞到我的怀里以后，刘芬竟然连头都不回地就走了。一送医院，39度5，若再迟一步，儿子真的就差点送了命了。

就算像刘芬离婚起诉和她四处告人说的，我有风花雪月和逢场作戏的时候，她可以不讲情，不讲义。就算这个女人是捂了十八年都捂不热的石头。但是，人道是，虎毒不食子。这个叫做刘芬的女人怎么能对自己血淋淋生下来的儿子都没有一点爱怜之心呢？

所以，最令我最不可思议的是，刘芬竟然还要残害自己儿子的心灵，离婚时竟然把我存来给儿子读书的钱全部拿走一分不留不说，她竟然宁可拿上万元钱去收买法院的人帮她打官司，又拿上万元钱不远万里到义乌送达传票，所有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她的情欲，为了她能尽快背离丈夫，私通男人。千金散尽的时候，竟然也不给儿子一分一厘。

与情，我是个失败者，十八年婚姻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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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帆布书包，小学时代，你是否和我有同样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湖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一栋二层的青砖小瓦楼房安静地坐落在山坳里，这里原来是大队公社，后来村里办学堂就成了我的小学学校——和平小学。

学校是没有围墙的，一条土路从操场边上穿过，连接村头和村尾。操场的地面是黄砂土经过碾压夯实而成的，虽然远不如水泥操场，但还算平整。靠近教学楼一侧栽着两个木篮球架，篮架是村里木匠根据别人的描绘做的，装上由学区分配下来的铁蓝框，然后找到合适的位置挖坑栽上，算是学校也有个篮球场了。

篮球架虽然是有了，但学校没有篮球，村里人包括老师也没几个人会打篮球，所以基本就是摆设，大多的时候是做为学生课间休息时攀爬玩耍的场地。经常是两个好胜的同学各选占一根篮架的立柱，再选一个同学做裁判，其他人就围着准备呐喊助威。裁判一声“开始”后，两人便双手抱着柱子，两条腿也夹得紧紧的，用力地向上攀爬，谁先站上篮架的横梁就算赢。只是这样的比赛常常在老师的呵斥下一哄而散，爬上篮架的孩子也是惊慌失措地赶紧又抱着立柱滑了下来，也有胆大的双手抓着横梁把身体吊在空中然后再落到地上，这样难免会崴脚受伤。不过，那两根圆圆的篮架立柱早已被摩擦地油光锃亮了。

在我的印象中，唯一的一次篮球出在这个篮球场上是乡政府和村支委搞的一次联谊活动而举行了一场篮球赛。砂土地上，村支书安排人提着几桶石灰画出了篮球场的标线，双方运动员进场比赛。乡政府的干部队穿着统一的球服，村委队的服装则是五花八门，有穿短裤短袖的，有穿长裤短袖的，也有长裤长袖的，颜色也是各不相同，唯一统一的是一双绿色解放鞋，只是有老旧之分，不过这样相对于干部队倒也好区分。

裁判自然是干部队中未上场比赛的干部来当，但只要不出界就基本不会响哨，来围观的村民的笑声倒是充斥着整个山谷，因为村委队打篮球的动作一看就是由赶牛、割稻子、锄地等动作演变而来的，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有几个妇女直接笑趴在地上。

这场比赛最终毫无疑问地以乡政府的干部队大获全胜，村委队倒也幸运地投进了几个球，非常地兴奋，还意犹未尽，表示还想打一场扳回来。

篮球场旁边栽着一根杉木旗杆，那杉木一看便是在深山里精挑细选出来的，笔直笔直的有三丈来高，底部有大碗粗，到了梢顶也就只有杯口那么细了。因为学校没有升旗仪式，所以五星红旗一般是固定挂在上面，到了期末才会取下来，第二个学期开学又挂上去。

距离旗杆几米开外，踏上一个石阶就是教学楼了，走道上竖立着十几根方形石柱支撑着楼上的大木房梁，非常地稳固。以石灰砂浆砌的青砖墙面配上褐色小瓦屋面的结构形式，再加上木楼梯、木楼板、木栏杆等，无须另加装饰，在青山绿水间显得格外协调。

木楼梯布置在整栋楼的中间，两边是四间教室和两间教学用房及食堂。说是食堂，其实就是一间小屋子，有简单的煤炉、灶具和碗筷，米和菜都是老师自家带来的，请了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妇女为几个老师做中午一顿饭。当然，如果老师有孩子在上学的话也会在这里吃饭，那都是能让其他孩子异常羡慕的事。而在我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来到学校当民办老师，我有幸在这吃上了一年的午饭。那也是平生第一次吃上了用钵碗蒸出来的米饭，当揭开蒸笼那一刻，米饭的香味就溢了出来，直往鼻孔里钻，能让人禁不住地咽口水，感觉相比起家里的捞米饭不知道喷香了好多倍，几乎不需要什么菜，光吃米饭就足以让我舔完碗壁跟洗净了一样，那种站在门口等饭熟的垂涎情景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楼的是幼儿班和一、二年级的教室，到后来五、六年级集中到了乡中心小学上课，一楼就只有幼儿班了。幼儿班的教室里没有课桌，四五米长一条的凳子摆了几排，既是凳子也是桌子，老师在教读的时候就坐着听读，而长凳是比较宽的，几乎可以放得下一个小本子，所以要写字的时候就或蹲或半跪着在地上把凳子作桌子也足够使用。只是长凳子上面没有明显的座位区分，孩子们都会用特有的记号标明哪儿是自己的座位，是不允许被侵占的。

从中间楼梯上去，厚重的松木楼踏板和扶手无疑体现了山里匠人的朴实和稳重，每一块木板都拼接地紧密有致。平整光亮的楼面板是来源于匠人精湛的手艺，也是学生们无数个小脚印的精心打磨，而灰的颜色是长年累月的日升月落镌刻而成。这种特有的结构和色调在山村里的学校不算稀奇，但在我后来走出大山之后却很少遇见，所以难免怀念，以至于当初我们上下课蹬踩着楼板“咚、咚、咚”的急促声音很多年后还回响在我耳边。

从中间楼梯上去到二楼，楼道上的条石立柱改成了青砖柱。靠近楼梯的一个立柱旁，从屋檐梁上拴着一根铁丝下来，铁丝上吊着一块铁板，而青砖柱上留有一个小洞，倒插着一把小锤子，这就是学校的响铃了，每天六节课十二次响铃由一个老师负责看时间和敲铃。

二楼的楼道因为木质的特性又打得很干净而显得非常宽敞，这是我们课间休息、玩耍的主要场所。在一块楼板上用粉笔画上一个圆圈，再到远端画一根线作为起点，三五个同学就可以开始玩“打瓶盖”的游戏了。游戏可以分边玩，也可以混战，每个同学大拇指套着一个小瓶盖，中指和食指并在一起也套一个小瓶盖，套着瓶盖的手指间捏着一个稍大些的瓶盖，放在起点线上然后发力一捏，稍大点的瓶盖经过两个小瓶盖的挤压、摩擦，就快速地向画好的圆圈滑蹦而去。这样一人一次机会，轮番进行，只有瓶盖停进了圈，获得了“子弹”才能去击打“敌方”的瓶盖，击中一个“敌方”的瓶盖算是消灭一个“敌人”，但如果在没进圈之前触碰到了“敌方”的瓶盖就算是“自杀”。

玩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好方向和力度，有时还要借助墙壁等利用折线拐着弯去击中“敌人”，所以撞击墙壁的点和角度都要计算好，这属于高难度的击打方法，而我对这种方法的使用尤其擅长，我想我后来到了中学之所以特别喜欢几何课程，可能也是由此而萌发的。

除了“打瓶盖”，也有喜欢玩“打纸板”的，用一张或两张纸折成有点厚实感的三角形或正方形纸板，每个都是三四寸大小，参加游戏的同学都会折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作为游戏资本。开始游戏时，一人或几人都放一个纸板在地上，另一个则手拿着自己的一个纸板，选定目标后将纸板砸在别人的纸板上或是旁边，利用反弹力或是瞬间的气流把别人的纸板翻个面就算是赢得了这个纸板，如果没有把别人的纸板翻转过来，则轮到对方来击打。山村里的孩子因为祖辈的认知以及有限的家庭条件，很多人不会在学业上去争取优异的成绩，只要学会认字和算术就好，毕竟能靠读书飞出山外而改变命运的是少之又少，但他们会在这些胜负游戏上都要一较高下，几乎是没有服输的。

此外，如果天冷了，“跳山羊”、“斗鸡”等也是男同学争相参与的游戏，而女同学则玩踢毽子、跳格子等，楼道里落满了我们儿时的童趣。

楼道的两端各是两间大教室，每间教室前后两个门，两侧共有五樘敞亮的大木窗，都是风蚀霜打多年之后的原木色。窗子是通透没有玻璃的，所以即使到了夏天，教室里因为有山风的吹拂，一点也不会觉得严热。但到了秋冬季，当寒流袭来的时候，教室里就和室外一样的寒冷。而这个时候，学校会买来一些大张的白纸，再熬煮些米汤作浆糊，然后把大张的白纸封贴在窗框上，用以来抵御刺冷的寒风。不过这样的御寒措施所能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调皮的孩子在放学期间趁没人的时候会拿石子瞄着糊好的纸窗练手法，而遇到雨雪天，薄薄的白纸也禁不住空气中水分的侵袭而变得脆弱不堪，呼啸的寒风围着窗口轮番攻击，攻城拔寨般地将白纸糊的窗一处一处的撕开，透过撕开的洞口朝教室里像胜利一样地叫嚣着。对于低处的破洞我们会找些白纸及时补上，但终究无济于事，所以用到快放寒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千疮百孔了。不过这时候也无关紧要了，来年又是习习的凉风吹进来，等到了下一个的冬天再重新贴上一层崭新的白纸窗御寒，所以古朴的松木窗框上永远沁透着一股浓浓的米浆香气。

对于课堂上的寒冷，我们还有一个驱寒的好办法就是－－带火盆。在家里找一个废旧的搪瓷脸盆，在盆沿上用钉子钉出四个小孔穿上铁丝，于自己腰那么高把铁丝系到一起作为提手，还要做一个“S”形状的铁丝钩，当盆中的火烧得很旺、提手烫手的时候，就可以拿铁丝钩提着走。

我常记起的是，等我吃完了早饭，父亲已经用木炭烧燃了盆中的火，再放上一些干柴就可以提着走了。叫上附近的伙伴一起上学，一边走一边捡柴火烧，如果太冷了就把火盆放在上，围着先烤一会儿再走。只是在路边捡的柴有时是湿的，放进盆里往往火越烧越小，这时候就由力气大的同学提着火盆前后甩几下，然后甩过头顶快速地画着圈。要不了多久，那火苗就在火盆里很不安分地呼哧着，然后钻出盆外犹如在空中形成一个红红的火圈，尤为好看。

这样一路到了学校，当所有柴都被烧成红红的炭不再冒烟的时候，是可以被老师允许提进教室的，但火盆底下要垫几块砖或者铁板，防止把楼板烧着了。不需要很多，一个班级若有个三四个同学带了火盆，教室里就会暖和很多。但这样的一盆炭火的热量并不能维持很多的时间，所以每到下课期间，同学们就会纷纷到附近去捡拾一些干柴火再把火烧旺起来。到了中午，像我一样不回家吃饭的同学就拿出早上在家里用搪瓷大口杯装来的饭菜围着火盆吃，有时还会偷带两个红薯放到火盆里煨熟来吃，现在想起来也是别有一番趣味。

除了幼儿班的教室外，其他年级的教室里课桌和坐凳还是齐全的，课桌和双人木桌，同样配着一条双人木板凳。但不管是课桌还是板凳，中间都被用刀片刻上了一道深深的分割线，由此划定各自的区域。如果是男女学生同桌，那道线就是三八线，是各自都不能逾越的，因为那些年的我们是不会和女生一起玩耍甚至是不会说话的，否则就会被其他同学所嘲笑。

而教室的布局也和如今的教室不同，每间教室后面都连着个一个小房间，供老师备课和住宿用。也因为这种特有的布置，当早读或自习老师不在讲台上的时候，课堂也是非常地规矩，没人敢搞小动作或者说悄悄话，因为你一回头有可能老师就在小房间的门口盯着你。那个时候作为学生的我们是非常惧怕老师的，就连在路上遇到也会躲着走。

学校老师不多，一个老师带一个班，所有的课程都由班级老师教。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班主任老师”的概念，直到后来到乡中心小学上五六年级才知道原来除了“班主任老师”的称呼外，还有专门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音乐和体育老师等等，一时觉得特别新奇。而在我们的和平小学，老师基本都是本村在文革期间上过高中有点知识文化的村民，有的后来转成了公办，有的始终是民办老师或代课老师直到后来又做回了普通村民，所以除了语文、数学还可以勉强教授之外，其它的课程基本就是随便上一上，反正也不怎么受重视。比如体育课就让同学们围着两个篮球架跑几圈然后就自由活动，所以体育课是所有同学最愿意上的课。

除了体育课，我们对上美术课也是饶有兴致，由老师带着到山头上挖点黄土回来，然后加水拌匀做泥塑。捏做一只鸭子或是兔子都可以让各自洋洋得意，又相互嘲讽嗤笑。这时候老师也不再是严肃的，挨个点评让同学们欢笑满堂，说“某某同学，你怎么就把一只兔子活生生地捏成了一只猪呢？”、“让你做一只在水上游的鸭子，你咋还把鸭腿给捏出来了呢？”

除了捏泥团，美术课上老师也会尽己所能教一些简单的铅笔画，比如一笔画出一只鸟来，或者先画五个大小不一的椭圆，再用简单的线条相连，一个像模像样的大肚子瓦罐就画出来了。

因为山村里的简单生活，这些课堂上的趣事都如一道道烙印，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从家中通往学校的是蜿蜒在葱郁山间的一条白色沙土马路。说是马路，它却是一条非常寂寞的马路，行使它的功能的只有村里两户富裕人家的拖拉机，拖位机在村头摇响发动后，大半个村都能听见。偶尔从外地来一台拉木材或煤的解放牌大卡车足以引起人们的围观，而我们这些孩子则喜欢在卡车行驶的时候追着它后面闻从尾气管里喷发出来的柴油味。

马路上的沙土经过雨水的清洗而变得紧密而细腻，踩上去非常舒服，因此，我们经常会手提着鞋、打着赤脚去上学，也会在放学回来的路上英雄主义萌发，把自己当成战场上的战士，高喊着“为董存瑞报仇！”、“为黄继光报仇！”奔跑冲锋，竟也有喊着“为罗盛教报仇”的，这让后来我们对于曾经的一知半解而笑谈多年，却也颇有感叹。但这条路对于孩提时的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路面上哪儿有雨水冲刷出来的沟？哪儿有质地坚硬的小石头？哪儿又长着盘根的草皮？……都能如数家珍一样。曾经有一个外出闯荡归来的女人，据说赚了不少钱，因为她是穿上了鞋跟只有笔尖大小的高跟鞋回来的，然后我们就一路上把鞋跟踩出来的洞一个个地数，竟然全部都数了出来。

从马路的另一个方向往东，跨过一条河沟，翻过一道山梁，再下八道弯到了一个小盆地，乡镇中心就在那里，每天一趟去往县城的班车早上五点半从乡政府门口发车。坐上班车、穿过山林到达传说中的县城，从县城坐火车到省城，再到北京、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是我在和平小学期间时常一个人躺在草坪里望着悠远的天空经常想象的梦。

后来，和平小学和其他村小一样，因为学源减少，所有的学生都集中到乡中心小学去上课了，青砖小瓦的教室楼也在多年之后经历风雨的摧残倒塌了，村委在原址上建了几间小平房给村里的五保户住。有一年，我回老家趁空去走了一趟，只剩下两个篮球架还竖立在原处，却也是破旧不堪，似风前残烛。也许是因为秋冬季节的萧瑟，一种凄凉之痛从心底油然而起。

站在已长满杂草的操场上，我伫立许久，于迷雾之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栋无比亲切的青砖小瓦楼，同学们踩着木楼梯“咚咚咚”地上二楼教室，老师站在正拿着小铁锤“叮叮当当”地敲响了上课铃，楼道上还有没进教室的同学在嘻耍、玩闹着，但马上就安静了下来，然后从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然而，一阵冷风吹过，我清醒过来，原来只是一时梦境。我大步流星地跑回家中，翻遍所有的角落却还是没有找到当初我背过的帆布书包，不免失落、叹息。

如今很多年过去了，当我穿梭于幼时曾无法想象的高楼大厦之间，游历于广大山川海畔之后，仍然怀念我的小学生活，想念那栋没有围墙、没有钢筋水泥的青砖小瓦教学楼——我的和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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