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活人卖药,替死人收拾!
1.
晚上十点半，溪城二院肿瘤内科（二）的病房走廊依旧灯火通明。
我坐在1217病房外的椅子上，打开老伴儿晚上送来的保温壶，米饭倒还勉强温热，可最爱吃的芹菜炒粉已经坨成一块糨糊，也来不及挑剔，抄起筷子赶紧往嘴里扒。
“薛姨，才吃饭啊。”
声音从侧面传来，是7床患者的儿子，二十多岁，待人宽厚，礼貌有加，小伙子长得也精神，不少小护士对他有好感，例行检查的时候总是在他父亲的病床前多观察一会儿，多询问几句。
“可不咋的，这不那屋刚送走一位么，忙忙活活才想起来吃饭。”我用筷子指了指斜对面拐角处的病房，小声说，“肝癌晚期，不到俩个月人就没了。”
他回过头看了看不远处床上躺着的父亲，有些沮丧，欲言又止，掏出烟和打火机静静地走向楼梯间的吸烟处。
其实他爸也快了，住进来就是胰腺癌晚期，癌细胞弥漫在内脏各处，直接保守治疗了。
不是我嘴损，长则三个月，短则两星期，说没就没。
肝癌是癌中之王，胰腺癌是王中之王。
至于我？我不是大夫，我是殡仪中心外派联络员，大夫负责治病，我负责收尸。
2.
“1206，患者家属取药。”护士长王倩坐在护士站里，用手台通知各病房取药，我站在一旁和备药的小护士们闲聊。
就这时候，患者家属和护士长那边吵了起来。
“我儿子头两天刚存的三千块，这才几天就花完了！你们医院太能宰人了！”
“大娘，您儿子上周存的钱，前天账户里就已经没钱了，这两天押金也用完了，你要信不过，可以下楼拉个账单看看。”
“我也不认识字，你们就蒙我们老两口子吧！”说话间，老太太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三千块钱，几天就没了，哪有这么花钱的！我不管，你给我拿药。”
王倩有些无奈，刚想打电话叫安保，见我走过去，才松了口气：“薛姨，你劝劝大娘。”
我点点头，绕到老太太身后，一把抱住她那瘦小干瘪的身体，使劲往后一拽。
抓着桌台的手终于脱开，老太太的哭声瞬时更大了。
“大姐，你可别哭啦！老头在床上躺着听你在这嚎，得是个啥心思！你别吱声，先回去，一会儿我偷偷给你一盒。”我在老太太耳边轻声说道。
说完她真的就止住了，不再挣扎，顺着我的劲儿一点儿一点儿地退了出去，其余的家属总算能够正常取药了。
护士长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很快又投入到工作当中：“按时服药，别等到疼的时候再吃。”
“吗啡不是说上瘾么？”
不等护士长解释药物成瘾性和药理，一旁同来取药的人便说：“命都要没了，还管它那些。”
护士长叹了口气，闷头继续发药。
3.
我有药，各种药都有。止痛药，靶向药，苗医古药，偏方中药，我应有尽有。
这是肿瘤内科公开的秘密，也是我最大的收入来源。
这些药里，来源最简单的是吗啡片。
在这里，病人判定死亡以后，身后事都由我来接手，尸体在床上整理遗容，直系亲属哭天嚎地，剩下的物品要么烧要么扔，药品自然也包括在内。
吗啡因为价钱不高，除了癌症患者几乎无人敢吃，所以我就默默把遗留的止痛药都收起来，或卖或送，给那些想要增加剂量却得不到处方，或是路途遥远家庭困难无法住院、取药的患者。
靶向药的来源最麻烦。正版的靶向药价格昂贵，大部分需要花钱收购。家属花了几万几十万购买的靶向药，却经常换不回亲人的生命，病人死后，这些天价药价值全无，我一般仅需要原价的几分之一就能收购这些靶向药。
即便如此，也还是价格不菲。
当然，印度版的就便宜很多了，大部分用不起正版药的患者，我都会推荐他们购买印度仿制药。儿子负责进货，送药，我提高一半药价卖给患者，利润分三份，我们家一份，医生护士各一份。
钱不是一个人赚的，这点我想得明白。
至于那些偏方中药，大都是胡说八道虚无缥缈，他们找到我，给我留几份代买，我也来者不拒，反正不要钱进货，有那些病急乱投医的主儿非得要，我就卖两副，没人要就放着，多少也能赚个对缝儿的钱。
甚至全市各私立医院、小额贷款公司，楼下的超市和饭店，也都来求我帮他们揽客或卖货。
这些人显然都明白一个道理：命总比钱贵，将死之人的钱，好赚。
4.
把吗啡递给老太太，她并未有多么感激我，或许她觉得这本来就是她应得的药，我和医院是穿一条裤子的。
我倒也不需要一个穷老太太对我感恩戴德，毕竟她老伴已经疼得缩成一团，骨架子般的身体扭曲变形，像胡乱堆在灶台边的柴火垛子。
而且看老头状态，吗啡的意义不大了，他这种程度的疼痛，照理要上止痛泵的，调好剂量持续给药，才能勉强舒服一些。
我经常想，那些没有医保的穷人得了癌症，除了祈祷器官尽快衰竭，死个痛快，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薛大姐，听隔壁病房那小伙子说你手里有特效药啊！”刚想离开病房，身后有人搭话。
生意来了。
转过身看去，是刚才在老太太身后劝架的女人，看上去她比我小几岁，穿着宽松的睡衣配坐在四号床边上。
床上的男人精神萎靡，正打着化疗点滴。
听见媳妇问我药，男人皱了皱眉说：“别打听那没用的，我不吃，你买回来我也不吃。”
女人并不理他，接着问：“薛姐给咱说说，实在不行咱们也买点儿吃。”
“买个屁，不买，死就死，有那钱给孩子留着，我可不想拖累你们。”男人虽然仍旧反对，可是语气却并不强硬。
这种人我见多了，嘴上说不想花钱，心里其实怕死得很，只要你买了，他保准会吃，可你要是真按照他的意思不买，用不了几天就在心里犯嘀咕，然后和妻子儿女没事儿找事儿地作人，觉得家庭抛弃了他。
我上前几步，来到女人进前说：“要用靶向药啊？嗨，其实也没多贵，你挣大半辈子钱，等的不就是这会儿救命么！”
“对，叫什么靶向药，那药灵么？化疗都治不好，它咋就能见效呢？”
女人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床位的护理人全都聚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向我咨询靶向药的作用。
“我不是医生，具体只能说个大其概。打个比方，咱把身体里的癌细胞当做日本鬼子进村，那么动手术，就好比扔手榴弹，一下尽可能的把一个小队全炸死，一般来说，肿瘤初期没有扩散的时候有用。”
“也不一定，要是癌变位置不好，也不能手术！我媳妇就是。”有人插话说。
“对，要是鬼子占领的地方正好是交通要道或者地下有指挥部，手术风险大，就不能扔手榴弹了，只能保守治疗。”
我顿了顿接着说：“伽马刀啊什么的，放疗呢，就好比高架炮打，不用动刀，不用直接接触癌变，隔着皮肉往里招呼，放大镜知道么，就那意思，但是不能乱动，鬼子一动，就打偏了，打老百姓家里去了。可是那些内脏无时无刻不在动，不太好瞄准固定，一般脑袋里长东西，用它比较好。”
有人笑了，显然，我这种通俗易懂的解释，更容易被普通老百姓理解。
“化疗呢，相当于一把火把村子都烧了，不分敌我，鬼子死了，八路军也死了，坏细胞和好细胞都杀，所以掉头发啊，呕吐啊，一系列症状都来了。”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化疗的痛苦不亚于癌痛，每个做过化疗的患者都被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折磨得不行。
“最后咱们说靶向治疗，字面儿意思，靶向药就好比狙击手打靶，好人不打专打鬼子，药物直接对癌细胞起作用，不损害好细胞。精准打击靶点，点射制敌，不乱伤无辜，也不需要动刀遭罪。”我请了请嗓子接着说：“所以它也是最贵的，一般家庭难以承受。”
“那得多少钱啊？”女人动了心思，试探着问。
“你爱人是肝癌，都吃多吉美，现在便宜了，一万多块钱一盒。”我轻描淡写地说。
“妈呀！”女人惊呼道：“一万多一盒！吃完就能好么？”
“实话实说，确实有好的，可也有没好的，但大都有所缓解，能活得更久。你要真想用，可以买印度产的，药效一样，两千五一盒。”话锋一转，总算聊到了我这里。
女人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丈夫，男人闭着眼假装睡着，俩眼珠在眼皮底下不停的转动。
她拉着我的胳膊小声说：“要真像你说的那样，就给咱来两盒试试，有效果了再多买！”
5.
除了患者家属向我咨询买药，其实每天我面对更多的是患者本人的询问，他们不问药，他们问死。
趁着护理病人的家属睡着了，或是出去买饭打水的工夫，躺在病床上的癌症病人跟我的话便多了起来。
他们会跟我打听，如果死了，自己的装老衣服什么时候能到位，身体清理会不会干净彻底，骨灰盒什么材质的都多少钱，哪有风水好的墓园和坟地。
每当这时候，我总是安慰他们说：“没到那时候呢，问这些有啥用，就算是真有那一天，子孝孙贤的，总也能叫你走个体面。好好看病，别想那些没用的！”
“咋没用，这可比吃药有用！我走那天，你可得找个干活利落的来收拾，好好擦擦身子，酒精消消毒，别嫌麻烦里里外外都得照顾到。自从直肠癌手术以后，总觉着身上有着一股子洗不干净的粑粑味，窝窝囊囊的，不舒服。”
说话的是老程，据说当年在邮电局也是呼风唤雨，直肠癌手术多年，最终还是转移了。
我满口答应着：“放心吧，程大哥，您一看就是讲究人，生前讲究，身后事也不能含糊。不过，我瞧着啊，您这次还是没事儿！三天五天，保准还得出院。”
老程一撇嘴，满不在乎地说：“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可早晚是这一条道。我其实不爱折腾，就在这住到死就得了，可医院不干啊，没住几天就撵人走，然后隔几天再挂号再住！我看啊，不病死也早晚叫他们折腾死！”
“您这就算不错了，关系广门路硬，虽然来回倒腾，但每次不都能有个正经床位？你看看外面那些人，病人是有床，护理的人都地下躺着！糟心不糟心！”
是的，肿瘤内科一共只有一百多个床位，可全市的癌症患者却成千上万。
屋里位置不够了，走廊加，走廊也住满了，那就楼梯拐角，要是连楼梯也摆满了床位，病人就只有两条路了——在急诊排队或者转院治疗。
按理来说，癌痛一发作，就算是急诊也是好的，总归有个大夫看着，生命还有点保障。
可实际上，急诊室里的十几张床位永远都住不满，原因倒也简单——急诊不能用医保。
没有医保，意味着你在床上的每一分钟都在花自己兜里的钱，医保分文不报。总之，有钱你就住着，住到死也没人管你。
可寻常老百姓家庭有几个能承受住这种烧钱的治疗？所以他们宁肯回家忍着，也不愿住在急诊等候床位。
转院，就更难了。
溪城二院是市里最好的医院，一些治疗设备和药物，其他医院根本没有，找更好的医院，非得进省城不可。沈阳医大、陆军总院都是不错的选择，很多患者家属没有经验，带着病人直奔沈阳。
运气好点儿的，从头到尾再做一次检查，然后安排住院治疗，虽然检查费用又是一笔巨款，可好歹算是住上院了。
但更多的人无功而返，因为人家压根就不收你住院，直接给你打回本地，告诉你：“手术做不了，在哪都差不多，我们这床位也满了，你们还是带着患者回溪城二院吧！”
所以，医院癌症病房的床位就好比情人节市中心快捷酒店的房间一样，一床难求。
想住院却没有床位怎么办？不少聪明人懂得活动，来到病房找到我，我就一口价：“2000。”
这钱我不要，纯粹是帮他们赚的。撵走一个出院，收进一个住院，并不算什么难事儿！一个月搞他三五次，科室内部奖金就赚了出来！你不言我不语，医生护士一起闷声发大财！
要说头几年我没来的时候，患者给医生送礼还挺困难的。医生看着桌面上厚厚的信封，又看看满屋的监控摄像头，实在是想收又不敢收。
后来有个副主任想了个办法，叫保洁代收，患者把钱丢在保洁专门准备的干净垃圾桶里，写上送礼人和收礼人，盖上盖子就能直接行贿。
原本，这招是奏效的，而且追查下来他们也完全可以说自己没有收到，就说被当垃圾丢了，几乎没有漏洞。
万万没想到的是，保洁人员流动性非常大，楼上楼下干活的，又总是凑在一起传闲话。
如此隐蔽的事情竟然几个月就弄的满城皆知，再也无法进行了。
但当我被殡仪中心派来之后，整个肿瘤内科，就再没出现过这种事情。
其一，我不楼上楼下乱窜，我只接触病人和大夫，关系在民政局，和医院一点儿不沾边，没有利益冲突。
其二，我非常谨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一句不说，只要涉及到接钱，必须到楼外交易，绝不会让行贿者和我之外第三个人看见。
其三，我每天都在这里上班，患者把钱给我，心里有底，不怕我私吞，往来传话也从不提钱，不落把柄，医生们自然非常满意。
毕竟我知道，只要有一个大夫举报我卖药的事儿，这钱我可能都没法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
6.
“薛阿姨，您是做殡葬工作的，你觉着，人死后真的还有天堂和地狱么？”
凌晨1点半，1217那小伙子突然问我的时候，我正打着哈欠，最近两年，每次夜班我总是觉着力不从心。被他这么一问，原本已经有了困意的我突然精神了不少。
“怎么了，老爷子不行了么？”我假装关切地问。
他摇摇头：“大夫倒没说别的，就让我提前联系您，把寿衣准备出来。”
“哦，先准备着也行，你别多想，大夫也是怕你没有经验，真到那会儿抓瞎。”我说。
“嗯，那麻烦您了。”
我拿出纸笔，记下了他父亲的床号，问：“要西服、中山装还是要传统寿衣？我看你爸年纪不大，穿西服好看些。”
“您做主就行了，死都死了，穿什么也无非是一把灰。”他苦笑着说：“事到如今我反倒希望他快点，不是我不孝顺，与其在这里遭罪，还不如来个痛快，多活几天就多难受几天。还是死了好，真的，他活得累。”
这种话我司空见惯，真正看清这里的人，都会打从心里希望患病亲人早死早托生。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嘴里说出来，倒是头一回。
我有些好奇，毕竟对生命的释然和豁达，总要经历漫长的无常岁月和多次的生离死别。
“他想死么？”我问。
“不想，他总说再想想办法，哪怕看见我结婚生子再死也行。”
“是啊，父母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儿女能······”
“不是。”他突然打断我，“跟我结婚生子没关系，说到底，他就是不想死，即便我成家立业，他儿孙满堂了，他还是会有这样那样未了的心愿来掩饰自己怕死的事实。”
“他死了你不伤心么？”
“不伤心，人都有一死，我也不例外。”
这个年轻人，再次让我觉得震惊。不能否认，他说的是对的，人们总是把不怕死挂在嘴里，但其实没有人不怕死。
可是，他说的是他的父亲，这份冷静和客观就显得有些露骨的可怕。
“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我突然想起刚才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地狱和天堂是么？”
“嗯。”他说。
“如果真有地狱和天堂，人们就不怕死了。”
他的疑问让我想起去年三月份的一位骨癌病人，五十多岁，姓陈，是个基督徒，当时就住在他父亲这个病房里。
我给他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老陈刚住进来的时候，其他病人都以他为乐，每到夜里，他都会跪在病床上，对着墙壁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的病早点儿好，求你的福泽降临，我是您的信徒啊，是您最忠诚的孩子，主啊，让我痊愈，主啊，赐给我健康。阿门！”
同病房的患者和家属捂着嘴听完他的祷告，别过脸偷偷乐，我也经常在门外当个笑话一样看他祷告。
我问他：“老陈，主给你回信儿了么？身体见好了么？”
“强多了，刘大夫都说我状态一天比一天强，教会那些朋友，每天都为我集体祷告呢！”老陈自豪地说。
就这样，老陈一边积极接受治疗，一边祷告求神，指望上帝前来施救，他管这个叫双管齐下，科学信仰，两手都要抓。俩礼拜过去了，他非但没有出院，骨癌反而肺转移了。
当癌痛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时候，老陈的祷告词有些哀怨了：“主啊，我太疼了！别让我疼，主啊，别让我疼行么！我太疼了！疼死我了！主啊，求求你了，我太疼了！”
病房里的病友不再偷笑，开始有些同情他了。虽然他们也会癌痛，也会被这样或是那样的病症折磨，但是骨癌号称最痛苦的癌症并非浪得虚名，皮肉之痛比蚀骨之痛总还是要缓和一些。
再后来，老陈终于崩溃了，他不再祷告了，疼痛难忍之时，他便咬牙切齿地咒骂上帝：“艹尼玛，啊······艹！疼死我得了！你妈了b的，你不管我！艹你妈，变成魔鬼杀了你！我叫你折磨我，啊······杀了你！”
直到他死，病房里始终弥漫着无尽的哀怨和不甘，上帝没有救活他，当然，医生也没有，但他临终之前却并未埋怨医院半句，只是不停地诅咒那个让他信奉的神灵。
我想真的有地狱和天堂，老陈一定会化作魔鬼，手持鬼叉，怒气冲天地去寻那个所谓的上帝报仇。
他会瞪着通红的双眼，质问他：“全知全能的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如此痛苦！”
老陈的故事讲完，已经两点多了，走廊的灯熄了一半，各个病房里也传来了此起彼伏的鼾声，这些鼾声夹杂着轻微的呻吟，是每一天科室里最美好的时间。
小伙子听完故事，冷俊的脸上也稍显动容。
忽然，他仿佛想起什么一样，赶忙回头往自己父亲的病房里跑，看见一切无恙，才再度走出病房说：“光顾着和您聊天了，这要是他醒了发现我不在，又要不高兴了。”
“晚上你就别跟着熬了，该睡觉睡觉，不然他没咋地，先给你熬倒了！”我说。
“睡也睡不踏实，万一半夜病危了呢！”
“你在这陪护这么久了，你看看有几个病人是在半夜死的？”我笑着说，“我一说，你一听，具体怎么回事儿我也不知道。据我观察，百分之八九十的患者，都死在白天，就是晚上死，也肯定是头半夜，很少有后半夜去世的。”
那些说人总是在晚上死的，我不知道是从哪得来的结论，但是肿瘤内科，除非特殊情况，大部分病人都会在白天离世，所以我每周只有一天上夜班。
但究竟为什么，是有什么人为因素还是科学道理？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去问。
7.
原来我在急诊值班的时候，病人家属总对我恶语相向，只要挂着殡葬馆工作证的我一坐在急诊室门口，保准有那些胡搅蛮缠的家属来赶我走，仿佛我离他亲人越近，亲人就死得越早一样。
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从不争辩，撵我我就走，他们心情平复了我再来。
急诊来的都是急病，没几个人能够快速接受亲人即将离开的事实，比较像那个小伙子那般达观的人总是少数。
他们骂我“扫把星”“丧门神”，甚至有些年轻人直接称我“死神”，我回家抱怨，儿子却觉得我“死神”这个名字很酷。
但是调到肿瘤内科（二）以后，这样的事就基本没发生过了。
溪城肿瘤内科分两个科室，一科室在七楼，治疗那些癌症初期或是良性肿瘤的病人。
在那里，癌这个字是绝对忌讳的。
即便确诊，医生一般也不会让家属如实告知患者，这主要是为了不使病人心态崩盘，影响心情加重病情。
肿瘤内一的医生和护士通常这样安慰病人：“肿瘤呢，并不可怕，每个人都有。什么，不信？你看看我脸上这个痘，还有脑门上的火疖子，这就是长在外面了。”
患者问：“这能一样么？”
医护人员说：“咋不一样，我这个长在脸上，你的无非就是长在胃里，就是这个原理，你不懂，所以担心受怕，其实没什么。”
“那咋那么疼呢？”
“感染了呗，吃点儿药就好，没事儿。”
到了肿瘤内二，这些安慰的话基本就不太常见了，因为此时，患者已经知道自己的得了癌症了。
全溪城没有一个不知道，溪城二院的夺命十二楼。
恰好，这个治疗阶段非常痛苦，需要患者全力以赴支持，要时刻警惕，身体有任何不适都要及时汇报给主治医师，以防出现问题。再骗他说没事儿，还不如停止他们的胡思乱想，坦诚布公地告诉你，你是个癌症患者，危在旦夕了，需要好好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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