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将性科学引入计划生育工作的人

1973年，在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下，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级政府部门均相应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育领导机构。1974年，史成礼被调入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任副主任。

其实，早在1962年，全国最初抓计划生育工作的时候，史成礼教授就应邀担任甘肃省兰州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小组组长了。虽然那时候还是兼职，还没有脱离医院的具体工作，但就史成礼个人而言，他已实际介人计划生育的工作了。

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工作，顾名思义，就是从性医学科学方面，为计划生育做一些技术指导和具体服务。20世纪60年代初，一次，在回答妇产科大夫问孩子生多少为准的问题时，周恩来总理顺口说了句：“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那时，在中国还没有谁提出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的口号，只是一般号召少生优育和有计划的生育。少生也好，有计划生育也好，关键是避孕，把人类生育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作为技术指导小组组长，在当时条件下，史成礼教授所能提供的宣传指导和服务，大体上有如下几种：

A.给育龄妇女放宫内节育器（俗称避孕环）；

B.女用避孕药有口服避孕药、避孕注射针等；

C.外用避孕药物如避孕药膏、栓剂及避孕药膜等；

D.外用避孕工具如避孕套、子宫帽等；

E.其他安全避孕法如压迫尿道避孕法、体外排精避孕法等。

在以上几种方法中，E项和B项的操作难度比较大，不易掌握；C项中的避孕药膏、栓剂及避孕药膜，推广使用上也有诸多不便。因此，计划生育开始前几年，多用为育龄妇女放避?

孕环的方法，同时在男性中推广使用避孕套。

采用避孕套避孕的方法，国外很早以前就有了。最早，用山羊和其他动物的膀胱做成防病的护套，又称阴茎套。17世纪，英国皇家医生发明了鱼鳔制作方法，不仅可以减少婚外生育，而且还可以防病，并将该套称为Condom，即“保险套”的意思。1901年橡胶工业发展起来后，开始生产橡胶套。但橡胶套壁厚、隔膜感强、质地差，容易老化破裂，不受人们欢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20世纪50年代初，由橡胶精炼成乳胶制成的避孕套，壁薄，隔膜感减少，拉力强不易破，在全球得以推广使用。但这种避孕套，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使用的皆为进口产品；直到1956年，我国广州第十一橡胶厂，才开始正式生产这种乳胶避孕套。（摘自史成礼《避孕套史话》）但即使在这时候，我国自己生产的避孕套，仍然是参照外国的大小型号制作的。直到60年代初，国家化工部才根据史成礼教授提供的国人阴茎值数据，开始生产适合国人情况的统一型号的避孕套。目前，在国内市场上，青岛伦敦国际乳胶有限公司出品的杜蕾斯安全套最受欢迎。

当时，由于群众（尤其在农村）知识水平的落后，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以及封建思想作怪等种种原因，用上述两种主要方法开展避孕工作时，曾遇到过不少的麻烦和问题。如在农村许多妇女不愿放环和害怕放环，医生前面刚给放好，后来自己又偷偷取掉了。还有人谣传“环有半吨重，上了走不动”，使许多人对上节育环持怀疑态度。就是比较简单易行的避孕套的推广使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是不少人嫌麻烦不肯用，后来好不容易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虽然事先也有人宣传讲解，却仍然有人不会具体操作，闹出过不少笑话。

一次，史成礼教授去农村开展工作时，就遇到过一位曾使用过避孕套的中年农民，找到他，抱怨避孕套不管用，说他用过几次了，怎么老婆还是照样怀孩子？史成礼不解，问他怎么不管用。那农民才说，他把避孕套用刀切碎了，放到油锅里炒史成礼教授与青岛伦敦国际乳胶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容?普果斯在一起着吃了！史教授听了便笑，说：“避孕套是要你戴在阴茎上用的，谁要你炒着吃的?”

那中年农民便红了脸，吭哧半天，不大好意思地说：“计划生育干部拿来，说就用这个，也没讲咋个具体用法；我当是吃的，就当菜一样炒吃了!”接着又慌忙问：“吃到肚子里要紧不，医生？”

史教授说：“要紧不要紧，你已经吃过了。肚子疼不疼?”

“就吃了一两次，没啥感觉。”

史教授这才叮咛：“避孕套是让你同老婆干那事的时候，戴在自己阴茎上用的；千万不能再放到嘴里吃了！”

后来，史教授又遇到一件和上面那个故事差不多的事。也是农村里的一个农民，也是抱怨避孕套不起作用的。只是不像前一个民那样，没把避孕套当菜炒了吃，却是把那东西套在自己的手指头上用的。

“谁教你这么用的？”

回答说：“赤脚医生给我们讲的时候，就是把套套套在两的性学舞台上根手指头上，说就这样用的。”

这两件事，固然说明了一些人的愚昧可笑，但给史教授感觉最深的，却是基层（尤其是农村）避孕宣传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后来他了解到，基层的避孕宣传教育，不管是计划生育专干，还是农村里的赤脚医生，在介绍避孕知识尤其是避孕工具的使用方法时，一般都讲得很笼统、很简单，一些具体细节常常避而不谈。史教授曾调查过几个计划生育专干和农村里的赤脚医生，问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回答是：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讲；怕讲太具体了，叫大家笑话！甚至有人出来说三道四，骂你下流什么的。

服用避孕药物和使用避孕套，对节制生育固然有一定的作用和好处，但最好的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对男女实施结扎手术，即结扎育龄妇女的输卵管或结扎男子的输精管。大概是出于大男子主义思想作祟的原因吧，开始多是对育龄妇女实行结扎，在男人身上动手术的却很少。其实，从人体医学的观点来看，男性的结扎手术，不仅比女性的手术简单、方便，而且后遗症也较女性为少。但在当时，动员男性结扎比动员女性结扎难度似乎更大。在这期间，史成礼教授接受甘肃省卫生厅的委托，在兰医二院举办了两期“男性输精管结扎手术”培训班。

为了冲破男性结扎的思想阻力，史成礼身先士卒，带头在自己身上做了结扎手术。那时候他刚刚40岁，虽然当时已有了四个孩子，却只有一个男孩。按照一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他是完全可以推托不做的。然而，他还是去做了。因为他毕竟是医生，而且又是位性科学医生！

史教授在自己身上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不仅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而且夫妻性生活似乎比过去更好了。对男性结扎，当时人们最大的思想顾虑是：手术后会不会影响男子的性欲？会不会影响阴茎的勃起？每遇到这样的问题，史教授总是结合自己结扎后的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宣传讲解现代性医学中的精子中毒学说，说服和教育大家，解除人们的种种思想顾虑。

我在采访时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史教授告诉我说：性欲有两个学说，一个是性激素刺激学说，另一个叫精子中毒学说。国外有人把男性结扎看作是一种长寿的手段。因为男子结扎输精管后，精子排不出去，在体内慢慢老化、死亡，最后被人体吸收，变成了下次性欲的动力。这种情况，就叫做精子中毒学说。

我问：“男性结扎，对男人的身体真的没有负面影响吗？”“没有。”史教授坚定地回答道。接着又笑着说，“你看，我今年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身体依然正常、健康!”

话又说回来：那时候在农村，史教授曾遇到过这样两个病人，都是做过男性结扎手术的农民。一个说手术后他觉得自己不行了，生殖器勃起无力，一定要史大夫给他检查治疗。史成礼检查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可那农民非要医生给他治好不可。没办法，老史便采用暗示治疗的方法，又给割开、缝合，打了针消炎药。说：“好了，好了！”打发那农民回去。过了十多天，那农民又来了，见了史教授笑嘻嘻高兴地说：“好了，好了。你真个是神医呢!”

史教授问，怎么个好法？那农民说，和婆娘干那种事，完全和过去一样了！

另一件事是，男人做完结扎手术后，要和自己老婆同房。女人不肯，说自己丈夫是“骗”（阉，当地老百姓叫“骗”）过的，“骗”了的人怎么还能够干那事呢？男人就把婆娘拉来一起找史大夫。史成礼先给两个人讲：农村里骗牛骗马，和古时候皇宫里的太监，都是将睾丸割掉，那叫阔；男人结扎，只是结扎了输精管，和“骗”完全是两码子事。那女人依然不肯相信。史教授说，那我给你男人治治。又采用暗示疗法，给那男人打了针维生素C。说：好了，回去后你们试试吧！把夫妻俩打发回去了。过了两天，那男人来告诉史大夫，说情况好得很，比做手术前还好！史教授笑着问：你婆娘满意吗？那男人回答说：婆娘高兴得很，才承认我没有给“骗”！

在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阻力和问题，大多是由于长期的社会性禁忌、在广大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性无知和性愚昧造成的。

1974年，史成礼调入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任办公室副主任时，宋平同志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曾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又曾搞过全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有明确认识，因此当时他对全省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派秘书找史成礼来，询问有关工作。在宋平书记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史成礼在甘肃省计划生育工作战线，风风雨雨干了十一年；经常深入基层、深人农村，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地、州、县、市，平均每两年跑坏一辆北京吉普车！

通过前几年的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史成礼已深深认识到，要搞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抓好对全民的宣传教育，着重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计划生育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问题；另一个是对计划生育科学性的认识问题。

在史成礼教授的建议与具体组织下，当时的甘肃省计划生育办公室，连续举办了多期计划生育骨干培训班，史教授亲自授课。讲课时，他从最基础的东西讲起：讲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讲中国及世界的发展状况，讲人体的构造与生育原理，一直讲到各种节育措施的具体运用。不仅在本省各地讲，而且还应邀去新疆、辽宁、黑龙江、广东等外省区讲。为了讲好课，史教授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深人思考和研究了许多问题，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的历史和科学资料。讲课中用过的部分讲稿，先是在国内有关报刊上发表，以后陆续整理成册，公开出版。

史成礼讲计划生育课，从来不就事论事，他总是将性科学知识贯穿计划生育课的始终。在他看来，恋爱、婚姻、生育，是一条完整的链；而“性”却像是一把锁，是由这把锁将三者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性”是最基础的东西：没有了性，恋爱干什么？结婚干什么？没有了性，生育又从何谈起呢？因此，他常给学员讲，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必须要懂得一点性科学知识，不然你就是盲目蛮干！

1979年10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织考察团出国考察，史成礼有幸以专家教授的身份参加。临行前，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亲自与他谈话，说这次出国机会难得，出去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外国的先进经验学回来。史成礼不负领导重托，回国后筹备组织了甘肃省人口学会，协助成立了兰州大学人口研究所，又与兰州市委宣传部的武文军同志一起筹办了《西北人口》杂志；在以后的几年中，广泛搜集资料，编写并出版了《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一书。这期间，史成礼教授先后出版的书还有：《计划生育知识》、《节育技术知识》和《节育博览》等。

在那些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件事令史成礼教授非常气愤，至今仍难以平静：大约在“文革”中期，甘肃某县山沟里开进了一支地质勘察队，其中有一位地质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二三十名队员中，仅这一位女性）。女大学生在队里分工管内勤，白天队员们外出勘探，女大学生留在后面看家。一位已婚并有孩子的卡车司机，每天上午开车将队员们送上山后，将车开回来，直等到下午再开车将人接回来。因此这个后方“家”

里，常常只有女大学生和汽车司机两人。寂寞的深山旷野里，两个身体健康而且正处于性饥渴的男女，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多次发生了性关系。最后，女大学生怀孕了。不得已，女大学生请假回兰州，找到史教授所在的医院，要求大夫帮她搞人工流产。那时候对人工流产限制很严，必须持有三证（单位证明、父母证明和本人户口本），经认真审查后才能进行。女大学生怀孕的事是瞒着单位和自己父母亲的，她到哪里去搞这些证明？没办法，女大学生最后只有上吊自杀了。

当时史成礼不在医院，女大学生并没有找到他，他是事后才听说的。对此，史教授很难过又很气愤：国家花钱培养一个大学生容易吗？怎么为这事就自杀了呢？那时候，史成礼已当了这家医院的副院长，而且又兼着省上的计划生育工作。他对医院里的有关医生、护士讲：从今以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什么证明也不要了，登记时也只登记年龄，不要登记其他。本人要求做人工流产的，就给做！还说：人们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权利！

当时，有一家大医院的院长听到这事后，便跑来和史成礼吵。两个人吵得很凶，那家医院院长扣大帽子，说史成礼是什么教唆犯。史教授跟他论理：“一个女孩儿，不注意怀了孕，这事批评批评、教育教育就行了；人家要求人工流产，你不给做，让她挺个大肚子，搞得女孩儿抬不起头，最后逼着上吊自杀。你说，这到底谁是教唆犯?”

一时，好像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史成礼只好说：“你的医院我管不了，我的医院我说话、我负责!”

打这以后，史成礼教授所在的这家医院，做人工流产便不再要证明了。同时，史成礼还把这事拿到全国的有关会议上，大声疾呼：为了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减少未婚先孕，避免增加社会负担，呼吁取消有关人工流产的繁杂手续！之后不久，其他医院也跟着这样做了。

关于计划生育和性科学之间的相i：关系，史成礼教授有一条很深的体会：性科学研究，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健康发展；而计划生育工作又为性科学的深入研究，带来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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