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的道德和道德的虚伪
中世纪欧洲的性禁忌，和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性禁忌，表面上虽然有许多不同，但骨子里却是一样的。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同样把禁欲的矛头指向妇女，指向广大的普通群众；同样地只禁别人不禁自己，同样的虚伪和无耻！比如，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对妓院从不责难和禁止，甚至教会自己就有妓院。据载，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就曾公然召集50名娼妓，在堂堂的教堂里，先为他自己和各位红衣大主教跳裸体舞，然后再集体淫乱！
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也莫不如此：哪一个皇帝的私生活干净过？哪一个皇帝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汉书》里有记载：“武帝多取好女，增至数千。”又“晋武多内宠，平吴后又纳孙皓宫人数千，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之所之。”就是说，晋武帝的姬妾有万人之多，多到使皇帝每晚不知该到哪里去睡觉，只好坐在羊拉的小车上，任凭羊拉到什么地方，他就宿在什么地方。
中国历史上搞禁欲主义的儒家代表，主要是两汉时期的董仲舒和班超，两宋时的程颢、程颐和朱熹，以后有明清时期的王守仁、曾国藩，再往后就是国民党时期的蒋介石，等等。他们打着孔圣人的名义，打着维护道德传统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美名，宣扬儒学理学，宣扬“灭人欲，存天理”，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宣扬“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宣扬“新生活运动”等等。这些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的东西，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时有沉渣泛起，时有代表人物登台表演。他们所有种种宣传，都是喇叭口朝外的，都是要求别人、要求下面的，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实行过。历代帝王很少相信儒家那一套，甚至连儒者自己也不肯去相信，更不要说躬身实践了！
所有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两面派”，都是些丑恶之极的假道学先生。
史成礼教授对我说，没有真道学，所有的道学都是假的，从古到今概莫能外。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一边嘴里高喊周孔道统，一本正经地强调仁义道德；一边自己的个人生活却是放荡不羁。苏轼批评韩愈对圣人之道，只是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
这是说古代的假道学先生，当代的假道学先生也莫不如此。
作家麦天枢在他的题为《白夜》的一篇性问题采访手记里，记述了一家并不怎么出名的企业的党委书记。这位党委书记，“别看他长得粗黑铁塔一般”，只因平素“马列主义”、“五讲四美”不离口，在职工的心目中，几乎是个政治和道德的偶像。尤其对青年男女职工，细心得像个老妈妈。经常牵线搭桥给人介绍对象。事后才查出，这家伙有严重的“男女作风”问题。凡是经他介绍给别人的女孩儿，大都是遭他凌辱过的！
史教授自己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位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就当了厅长的干部，在他任厅长时，手下一位干部犯男女关系错误，他严肃处理，开除了那男干部的党籍，又发配到风沙戈壁的劳改农场，最后死在了那地方。没想到这位老兄离休后，73岁的时候，因为妻子年老，没有了性欲，不能满足自己性的要求，便同原先自己提拔起来的一位40岁、不久前死去丈夫的女干部发生两性关系。只有到这时他才痛悔自己当年的过失，不该给那所谓犯“男女关系”错误的干部那么重的处分，置人家于死地；也只有在这时候，才深切地体会到“性”究竟是怎么回事！
常听有人讲“君子坐怀不乱”的话。史成礼教授听了便笑，说：“不是不乱，是乱不起来吧?”
只是由于在他眼里早已揭去了“性”的神秘面纱，对“性”了解得太透彻的缘故，他对男女“性”问题及有关“性”现象，总是那么随和自然，不一惊一乍。2000年12月，史教授随同几位性学专家一起，应邀去广东省仁化县丹霞风景区游览观光。这风景区里有不少自然景观形状酷似男女生殖器，因此被当地性学界的朋友戏称为性的自然保护区。史教授看了其中几座被当地群众称做“蜡烛山”的朝天高耸的大石头，觉得把这石头叫“错烛山”并不确切，其实更像是挺举的阴茎，随即赋诗一首：
说蜡不像蜡，
玉茎朝天插；
粗细各不同，
村女欲何嫁？
不几天，史教授这几句戏词，就被一些旅游团队的导游小姐传遍了。
性学界有一位朋友，经常写一些性道德的文章，很少涉及性的实质问题，史成礼便写一首斥道学先生的诗道：
道学先生坐书斋，
两山何必请你来；
坐怀不乱非君子，
食色本能同搭台。
这里写的“两山”，系指丹霞风景区里的“阳元石”和“阴元石”。
史成礼教授从事性医学研究的50年，就是同形形色色的伪道学家不断斗争的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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