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当年的97拳皇和小霸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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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光明院儿，是这座小县城政府大院儿的家属院，我爸在政府某个科室做文员，当时根据政策分了一套。在这座大院儿我住了8年，童年的一大半时光都挥霍在了这座院子里。

当时我有个长得像周润发的哥们名字叫陈志钊，我们叫他阿钊，这哥们年长我们几岁，肤色黝黑，生得身高马大，孔武有力，眼眶上长了一颗美人痣。是我们大院几十号兄弟当仁不让的扛把子，为人仗义，征服欲颇强，常号令兄弟们跟旁边建行家属院儿干架。干架的时候，一定要冲锋在前，以一敌三，颇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王本色。只可惜我们扛把子虽然长了一张创业致富的脸，但是一直没能带领我们这个帮派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所以在与敌人对战的时候我们一贯使用冷兵器，没有漫天枪响也没有教堂白鸽，只有抄起板砖干丫的豪迈。我们坐着他们家拉泔水桶子的三轮车，手上挥舞着板砖，四处释放荷尔蒙，如果背景音乐配上国际歌，简直活脱脱《阳光灿烂的日子》现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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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县城当年的商业中心，是一个叫做会场的地方。80年代，会场中央建造了一栋国营电影院儿，这座平地而起的仿苏式建筑，孤鹜地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在影院二楼正中间的位置，摆放着一颗比八一制片厂那颗还要硕大的闪闪红星。这座国营影院基本不放商业片，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各单位和学校组织人来看战争或者教育题材的电影。比如《大决战，渡江战役》、《背着爸爸上学》《焦裕禄》这样起到宣传作用的主旋律。而会场西面那排杂乱的录像厅，才真正是我们的天堂电影院。录像厅一般都是结合露天的台球案子进行捆绑式经营，捎带着卖点汽水糖果。外面常有邻近大院儿或者村落儿的小阿飞出没，光着膀子秀一些毫无艺术品位的动物纹身，球台旁边一定会站着几个长发披肩，浓妆艳抹的小妹，在小阿飞拿杆子戳台球的时候，用厚厚粉底抹过的单眼皮暗送秋波。

我们几个人会凑两块钱在录像厅里面坐一下午，录像厅老板有一箱子的盗版影碟。武侠片、黑帮片、色情片不一而足。录像厅隔音效果很差，放电影的时候，动作片里短兵相接的打斗声，以及翁虹、舒淇香艳的叫床声，通过两台重型低音炮营造的山寨环绕立体效果，在会场临近街道的上空飘荡，现在想想，或许我们就是在那昏暗的，飘散着劣质香烟和爽身水味儿的录像厅里，通过《玉蒲团》和《红灯区》接受了最初的性启蒙。

当然，比起三级片和武侠片，我们更喜欢古惑仔系列。阿钊对这一系列尤为痴迷。每次看完陈浩南砍人，从录像厅意犹未尽地出来后，他总要在街头点上一根没有过滤嘴的官厅香烟，故作深沉地指着前面建行家属院儿的方向，豪迈地说：“兄弟们，总有一天，我会带领大家冲出铜锣湾。”

他说话时望着远方的那双坚毅的眼神，以及因为激动而轻微抖动的下巴，在繁星点点，夜幕初起的月色里，让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恍惚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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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电影院儿的一楼，是儿时的另一处天堂，一个南方的中年男人在这儿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大型游戏机厅。当时流行比较热血的格斗街机，例如饿狼传说、街头霸王、铁拳，我和阿钊当时最喜欢的是97拳皇。他擅长八神庵，我擅长草稚京。阿钊的八神庵打起架来和他自己平日的精神面貌相仿，连招放的很出色，特别是那最后一个超B，使出来十分血腥，满屏的血红色相当场面。他在这上面颇有天赋，游戏厅熙来攘往的玩家没几个是他的三合之将，这里面也包括我的草雉京。

当时两毛钱一个板儿，有时候我们五个板儿两瓶北冰洋就能在里面呆一下午，除了技术高超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板儿花光了以后，就会站在门口，专挑那种看起来怂包的软柿子借板儿。碰到不听话的，阿钊一般就会直接给他们来一套八神庵的百二十连击，直到把板儿打出来为止，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十分管用，屡试不爽。

90年代末，县城划分为几块儿区域，分别由不同的混混统辖管理。这种常常出现在香港黑帮片中类似地下社会的组织架构十分常见，每个混社会的阿飞心中似乎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铜锣湾。会场作为县城CBD，地位仿佛三国时代的荆州，乃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里常常发生流血事件，来这斗殴的混混装备精良，规模庞大，训练有素，砍刀和钢管使得得心应手。彼时还没开展大规模禁枪运动，所以有些兵强马壮的组织还配有鸟枪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混斗为了不伤及无辜（更深层次原因是避免警察找麻烦）常常发生在夜深人静月黑风高的时候，有一次阿钊有幸被人邀去助拳，虽然是临时打酱油，但是找他们的帮派本着武装到牙齿的原则给每人发了一把精钢打造的长刀。之后的日子，阿钊常常拿出这把砍刀来让我等屁民鉴赏，边抚摸边给我们描述那场精彩绝伦的夜战，叙述当时在昏黄的路灯下，大家手持钢刀冲入人群中，自己如何在巷子里面以一敌三，说到尽兴出，他不忘点燃一根没有过滤嘴的廉价香烟，“你们知道吗，老子当时就站在那儿，三个人冲过来，我就拿着这把刀，他娘的那瞬间老子觉得自己就是在嘉峪关战刘关张的吕布啊。”

“那是虎牢关。”我友情的提示了一下。

“别BB，老子知道。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一夫什么”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对对对，老子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有一个差点被我把手给卸下来，你能听到你刀尖上的血滴下来的声音，真是爽。”说完后，他啐了一口痰。

在氤氲的烟雾里，他仿佛将我们带入日本战国时代，滚滚的硝烟中，德川家康对峙丰臣秀吉，刀光剑影，斧钺刀叉，十分刺激。他将这段经济演绎的十分精彩妥帖，丝毫没有吹牛逼的痕迹。因为这次的优越表现，他从临时工被破格晋升为编内人士。

会场这块儿肥肉最终被这个优待临时工的帮派拿下，帮派名字叫黑龙堂，名字起的廉价而潦草，为了彰显自己的帮派文化，由帮主带头每人都要在身上纹上黑龙图案，由于要区别身份地位，在帮内地位越高，黑龙纹的越多。这管理模式明显有抄袭丐帮的嫌疑。到阿钊这里，只配在手腕上纹一只龙头。

凭这只龙头，我和阿钊足以平趟会场的各大娱乐场所，当时会场的游戏厅老板颇识时务，除了按时缴纳保护费给黑龙堂，堂里的兄弟们在游戏厅玩耍享受VIP待遇，每人每月100个板儿，这一百个板儿让我们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同时，阿钊对我们院儿的突击队进行了改编，成立了一个叫大刀会的黑龙堂附属组织。建会初期，我们经费问题依然没有多大改善，大刀会的称号名难副实，因为除了阿钊一把大刀外，我们在干架的时候依然是板砖和拳头。但是困难的条件阻止不了我们革命的友谊和热情，在会长陈志钊的带领下，我们踏上了统一建行家属院的征途。

4

我童年时除了会场的街机，还有另外一个战场，那就是红白机和任天堂。

人生中第一台红白机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下海开了一家书社，收入还算稳定，于是许诺我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能够挤进全班前三名，就会给我一些实质的奖励。对于以贯彻传统教育观念为根本的我们家来说，这种画饼的激励模式出现的次数了了。我父母象征性的问了一下我想要什么，我理性的考虑到这种皇恩浩荡的馈赠肯定是有附加条件的，回答的稍有不慎，这次难得的可以邀功的机会恐怕就会失去。于是我采取迂回战术，借辅助学习为由要求他们给我买一台电脑。

那是记忆以来在学习上最用功的一段时间，但是从全班倒数加速超车到前三名，这段距离的难度不亚于鸣人从吊车尾变成火影。纵然我废寝忘食，使出悬梁刺股的自虐精神，骨感的现实还是将我击倒了。一个飘着雪的冬天，我拿着一张名曰进步最快的安慰奖走在回家的路上，沮丧而绝望的心情很像被黄世仁逼债的杨白劳。

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无法形容当时的震惊与喜悦，那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画面，书桌上端正地放着父母早已准备好的礼物，虽然礼物不是早先谈好的奔腾电脑，也不是小霸王游戏机，而是一台叫做裕兴电脑VCD的奇葩东西。包装这货的盒子上书写着“用科技改变世界”这几个臭不要脸的大字，其实实质就是VCD和学习机的结合体，这种充斥着浓浓拼夕夕味儿的电子产品实在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但是他有一个十分吸引我的强大功能，那就是附赠的三张游戏光盘和一幅红白机手柄。这三张光盘几乎囊括了市面上所有的任天堂游戏。

在没有这三张光盘之前，我一直处于去别人家蹭游戏玩儿的尴尬局面。之所以尴尬，一是游戏不能自己挑，你明明喜欢双截龙，他丫非要玩超级玛丽，二是主人家占据一个手柄，其它的小伙伴轮另一个手柄。他要加速你不能慢跑，他出去拉泡屎要暂停游戏十分钟，你也得坐这儿干等着。而这三张光盘的出现则一举让我扭转了此前被动局势，从此我握着那个可以操控游戏终止与开始的主机步入了让别人等我拉屎的牛逼生涯。

5

那个辉煌的时代里，充斥着燃烧荷尔蒙的基情以及与父母的斗智斗勇。寒暑假的上午8点半，我父母上班后，我家的小客厅里面就会陆续挤满来玩游戏的小伙伴，阿钊因为扛把子的身份，可以与我共享一个主机。剩下的副机按照帮派地位依次排列，最多的时候要10多个人轮，碰到几个会玩的，坚持着不肯挂，往往还没轮完一遍我妈就回来了。闯关失败的懊恼叹息，刷怪亢奋时嘴里用方言甩出的脏话、双手在塑料按键上面摩挲的声音以及游戏的背景音乐，交织剪接在一起，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格斗进行曲。

这台机器带给我极度的优越感，不厚道的说，这种优越感多半来自于这牛逼闪闪的山寨黑科技技术，很多市面上不常见的游戏都囊括其中，现在看来，不过就是压缩拷贝的游戏包，加载个模拟器，分分钟的事儿，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这绝对是个划时代的发明。周末的时候，为了蹭个副机的使用权，来的帮派兄弟多少要礼貌性的稍点东西，比如北冰洋汽水，小虎队方便面什么的，做为东道主对于客人的这份诚恳的礼貌之举自然却之不恭。一段时间，我的地位在帮派内蹿升的很快，一跃成为仅次于阿钊的二号头目。二号头目并不意味着和你的武力值挂钩，与别的帮派拼杀的时候，我还是会选择躲在陈志钊后面，其原因是你跟在一个常人不易近身的高手后面，意味着你不挂彩的几率大大增加。等对方被打倒后，上去补上几脚，以显示我的狠辣威猛，我热衷于此。

省吃俭用了两个月，攒钱买了一本游戏通关秘籍，这个通关秘籍可以让你巧妙地挖掘到关卡隐藏的彩蛋，我细心摘录研究，认真做好笔记，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还要常备着一本新华字典做辅助。上天垂怜我这凿壁偷光的精神，终于让我学有所成，那段时间，我最骄傲的就是将《超级玛丽3》和《高桥名人的冒险岛2》这两个我们圈儿内公认的最难游戏给通关了。渐渐我再在学校的游戏圈儿声名鹊起，不少好学的同道中人让我传授心得，我当然乐为人师，倾囊相授。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和谐氛围宛如欧洲中世纪自由分子的读书会，充满保障的热情，并期待明天会更好。

事实证明，好日子总是稍纵即逝，期中考试我领了一个退步最明显奖，这奖项的设立与之前的安慰奖异曲同工，都能引起不小的量变。我父母开始意识到游戏对我学习造成的隐形杀伤力，终于痛定思痛，开始亡羊补牢。他们将那副手柄藏了起来，为防止我找到不断的变换藏匿的位置，对于一个游戏者这副手柄的分量不亚于倚天剑和屠龙刀。于是我在每个假期的早上我都要被迫化身金田一，在自个儿家里按图索骥地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找到手柄，还要充分考虑到下一步动作，比如如何充分做好伪装，如何让自己的演技没有违和感，如何打扫清理战场，我甚至考虑到每个手柄在藏匿的时候摆放的姿势，手柄线应该怎么打结，以备万无一失。每每临近我父母的下班点，我都会提前将小伙伴遣散，哪怕通关到了直面Boss的关键时刻，即使再恋恋不舍也要拿出壮士断腕的毅然决然劲儿。待小伙伴撤离后，我会偷偷将手柄拿回我父母之前藏匿的地点，尽量还原他们此前摆下的造型。小心翼翼地不给他们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有的时候碰到我父亲提前下班，还要在短短几分钟内切掉电源，藏起手柄，将电视切换到少儿频道，然后大家要分分钟收敛起之前杀怪的酸爽表情假装沉溺在电视节目里。稍有哪个环节表现的不自然，露出一分一毫的破绽，我就会在晚上忍受接近两个小时的批评教育。（当时之所以能在危急时刻做好预判和准备，主要是我父亲有个习惯，他每次走路回家的时候都会去踩胡同口第三个盖板儿翘起来的地方，伴随咚的一声下沉，我们机敏的捕捉到这声预警信号，然后才能在电光火石间，以迅雷不及掩而之势完成上述一系列动作。）这一幕幕现实版的希区柯克，不断在我家上演，充分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后来阿钊因为在会场的游戏厅收保护费捅死了一个南方人判了18年，（此事我会在文章中详细提及），从那时候起我没有再去过游戏厅。而我的裕兴电脑VCD在初三的时候因为聚众看毛片的缘故被我妈凌迟处死。（详细经过，我已记录在简述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毛片的二三事中》）。其实那个时候，游戏厅和红白机代表的时间已经走入了尾端，伴随网吧的兴起，游戏时代进入PC端。院儿里的小伙伴到访的越来越少，我一个人落寞的将几款经典的游戏一遍又一遍的通关，直到自己也投入红警和CS的怀抱。

某段时间，当你怀念青春的时候，有些特定的画面是会不由自主的蹦出来的，比如八神庵的超B和那幅红白机手柄。有些人在特定的时间出现，也在特定的时间离开，留下的，是一串回忆，这回忆猥琐地躲在你心中的某个角落，当你触碰到某个老物件儿的时候，突然蹦出来，击中你最敏感的地方。

大学的时候，我在自己的电脑上重新安装了97拳皇的键盘版以及300多部任天堂游戏的压缩包。在那期间，我们系还组织了一场拳皇挑战赛，我用阿钊擅长的八神庵，一路杀进决赛，这场系列赛，曾一度重新燃起我以为早已消磨在时光中的激情与热血。10多年前，在弥漫着烟草和橘子汽水味儿的游戏厅里，我和阿钊对着红绿色键盘啪啪拍打的日子，阿钊吞吐着烟雾，面对我草稚京的压制，大吼一声：“操你妈的，我要使绝招了。”紧接着屏幕闪出一片绯红，我平静地望着我的草稚京如风筝般从天空中挣扎掉落，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没有人能够挡住嗜血的八神庵那牛逼哄哄的百二十连击，不是吗

01

立冬后的一天，北风吹得道路两旁的树木哗哗作响…..他独自行走在学校的操场上，像是在练习竞走，又像是在散心。

几个同学刚好路过，看见他穿着一双解放鞋，不由得大笑起来。

这时候，他听到同学的笑声，并没有太在意，而是沿着操场既定的轨道，一直走下去。他每走一步，就脚踏实地；每走一步，就向前迈出一步。一步接着一步走，路面留下了他行走的脚印，还有那双解放鞋与地面接吻的印迹。

奇怪的是，那几个同学，还在一直笑，并且，那笑声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在北风中舞蹈，在空气中慢慢地扩散开来。

终于，他停下了脚步，在双脚落地的那一瞬间，他穿着的那双解放鞋轻轻地与路面再次接吻。这一吻，仿佛有千年那样的漫长。

随后，他远远地看着那几个还在欢笑的同学，很久都没有说出话来。

02

有一天中午，天气在流汗，很多同学纷纷回到宿舍，换上夏天的衣服和鞋子。

而他，还是穿着那双解放鞋，一会儿从教室走到学校的食堂，一会儿又从宿舍走到教室。

孰料，很多同学看到后，又开始发笑…..

见此情形，他试着不去理会同学的笑声。但那笑声像是跟踪导弹一样，无论他走到哪里，那笑声就跟着到哪里。

像这样的笑声多了，他感觉情况有些不妙。他不明白，自己穿的解放鞋，有什么不好？那些同学究竟在笑什么？他感觉，今天一定要同那些同学说清楚才行。

随后，他来到教室，特意和那些笑他的同学聊天。

“有什么好笑的？同学，同我一起分享一下吧….“他笑笑说。

“好啊！看你穿着解放鞋走路，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便感到好笑！”有个穿着品牌鞋子的同学笑笑地回复他。

“可我，并不觉得好笑。解放鞋，也是鞋，是学校在学生参加军训的时候，发放的。穿在脚上，有什么不好？”说完这句话，他很疑惑地看着那几个同学。

“没说不好呀！就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穿名牌鞋子罢了。而你，这样穿鞋，哪有多好的形象啊？”那几个同学异口同声地说。

听到这里，他开始沉默了。他感觉再这样和同学们继续交流下去，越说就越伤害自己的心灵，越说就越想哭….

03

再回过头来，看着自己穿的解放鞋，很合脚、很好！并且，比以前穿的鞋子，还要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无疑，多使用这样廉价又实用的生活物资，是十分契合年轻人节俭生活的理念的。

再看看那些发笑的同学，他感觉自己穿解放鞋来生活，并不好笑。相反，是那些又没有挣钱能力还要大手大脚花钱买名牌鞋子的同学才可笑！但作为同学，他又不好怎样去当面教育那些发笑的同学。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同学来到他跟前，问他为什么要穿解放鞋。

听到这样的问题，他感觉很好笑，便说自己喜欢。

很快地，教室里很多同学都笑了起来。

04

前几天，学校公布了一份困难学生的名单。其中，他的名字榜上有名。

一时间，这样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学校。

自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同学笑他穿着解放鞋去上学呢。而他，还是经常穿着那双解放鞋，走在同学的群体之中，走在去往学校的路上，走在繁华的街市之中…..

他知道，再好的鞋子，也没有这双解放鞋好；他明白，世间的好鞋子很多很多，适合自己的鞋子，却只有那样的一双。

文 | 郝思嘉

编辑 | 万千

应该跑得足够远了吧。

我在路边蹲下来大口喘气，直到确认后面没有人追上来，才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出那个排在联系人最前面的号码。

等候提示音刚响过半声，电话马上就被接了起来，“思嘉？”

“天宇……”我拖着哭腔，“我碰见流氓了！”

那是2011年的端午节，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从东北老家一路南下，在深圳的一家报社工作。初来乍到我也没什么朋友，每天下了班就回到跟人合租的三居室里，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出门。

那天我在家睡到下午才醒，临近黄昏才想起一天没吃东西。我穿着拖鞋就出了门，打算去附近的超市买几个粽子回来煮。

节日促销的沃尔玛很热闹，我挑挑拣拣，排队结账时已经天黑。收银员将我的银行卡反复插进刷卡机，机器毫无反应，她面无表情地把卡还给我，“这张卡刷不出来，请问您有现金么？”

我摸摸口袋，出门匆忙，没带钱包。

“出门左拐有自动取款机，要不您去取了现金再回来？”收银员看了一眼我身后等候的队伍，“还有半小时打烊，东西我先放在这儿替你保管。”

事实证明我那天不该去超市买粽子，不，我甚至连门都不该出。

取款机上显示“系统正在升级，请24小时后再试”，我只好返回超市，不情不愿地把已经到手，只差一点就到嘴里的粽子退掉，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

时值盛夏，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吊带背心和短裤，临出门前披上的外套薄如蝉翼，夜风起时还是有些微的凉意，我裹紧了外套，低头加速前行。

从超市到我家会经过一条没有路灯的绿荫小径，这并不是我回家的唯一途径，几米之外还有一条并行的阔路，通常情况下我出于安全考虑会选择绕远走大路，那天因为肚饿心急，贪图方便就抄了近道。

危机往往于不经意间降临。我行至林荫深处，突然从身侧的树丛中窜出一个黑影来。

那是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身形魁梧，帽檐压得极低，我还没看清他的脸，就被他从身后擒住。我下意识地出声呼救，刚一开口就被那人用一只手捂住了嘴，他的另一只手则直接攀上了我的胸口。

这场景似曾相识，高一那年，我在上学路上被一个骑在单车上的男青年以同样的姿势猥亵过。我还记得那只肮脏的手在我彼时尚未发育完全的胸部狠狠地碾过，还没等我从惊吓当中回过神来做出反应，他已经蹬上单车扬长而去，留下一路得意的浪笑声，在我青春期的噩梦里久久不散。

在那人骑着单车走远后，我整理了衣服回了回神，如常地步行去学校上课。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有数学小测。

下课后，我把早上遇袭一事说给了同桌听，她是个胖胖的女孩子，她详细地问了我很多细节，包括那人有没有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我当天有没有穿胸罩，以及路上还有没有其他认识的人。最后她一边抚着自己的胸口一边安慰我：“没事儿没事儿，这样的事儿我也碰到过，你下次换条路走。”

换条路走是不可能的，除非我转学。我托在警队实习的堂哥给我弄了一只防身电击棒，拳头大小，刚好能藏在校服口袋里。高中三年，我每天揣着电击棒上学，并且不管天气再热，都绝不会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脱下外套。

而此刻的我，早已不是高中那个人尽可欺的小白兔。少年时期的屈辱记忆裹缠着当晚超市碰壁的怨忿不满，一并化作我心头的熊熊怒火。

我张开嘴狠狠咬在那人手上，同时手肘用力向后猛击，一边厉声尖叫一边挣脱了身后人的束缚。

我顾不得回头看对方的模样，撒开腿拼了命地往前方光亮处狂奔，凌乱的脚步和剧烈的心跳混杂在一起，一声一声带我逃离这片危机四伏的黑暗。

待我重新找回心智，电话那头的天宇已经被我吓得慌了神，他一声叠一声地叫我：“思嘉，思嘉，你说话呀！你到底怎么样了？”

我稍稍平复呼吸，回答他：“已经没事儿了。”

“你现在在哪儿？”他语气强硬，态度坚决，“我马上过去找你。”

天宇是我的男朋友，准确地说，发生端午节那件事的时候还不是。

我们俩是同事，他一早就对我明确表示了好感，我也同他一起出去约会过几次，距离戳破那层窗户纸，也就是一点头一句话的事。

我一直没有正式回应他的感情，除了身为女孩子的矜持之外，多少也对他存了几分考验的心态。那一晚遭遇流氓的突发事故，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道情感测试题。

天宇住的地方离我有些距离，打车也要跨越大半的城区。在等他来的几十分钟里，我已经把遭遇性侵（未遂）一事自行消化干净——除了对方扑上来一刹那的惊吓，我反应迅速逃脱及时，其实并没有受到更多来自肉体或精神上的伤害。

早就过了为一件小事唧歪半天的矫情年纪，当代女性身处职场丛林，自然要练就铜筋铁骨和金刚意志。在那等待的后半程里，我已经完全抛开受害者心态，开始考虑这么晚了该和天宇去哪里吃夜宵的问题。

天宇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喜不自胜，朝他绽开了当晚的第一个笑颜——他能在危险到来时第一个赶到我身旁，我内心充满欣慰和感激。

不曾想，就是这一笑坏了事。

天宇见我笑了，瞬间沉下脸，扭头就要走。

我不解，伸手去拉他，“怎么了？”

“你……你耍我？”天宇的脸上还挂着汗滴，他用一种受到欺骗的表情看着我。

我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啊。”

“哪来的什么流氓？”他的声音不可自抑地颤抖着，“是你编出来的吧？”

我瞬间懂得了天宇的愤怒，这不是他想象中的剧本。当他接到求助电话不顾一切地赶来，以为看到的画面会是我哭得梨花带雨四面楚歌，他挺身而出救我于水火，做我乱世中的唯一英雄。然而眼前一切并未如他预期，我无意扮演落难公主，他的紧张他的担心他的关怀通通成了多余，雪中炭顷刻降格为锦上花。“对不起，”我收起笑容，“我没哭，让你失望了。”

“你在电话里是骗我的！”他显得很受伤。

“我没骗你，”我感到委屈，不自觉提高了声调：“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为了考验我有多在乎你？”天宇扯扯嘴角，似乎自己都认为这个假设十分可笑，“好吧，今天我来了，感情测试通过了吗？”

我被他阴阳怪气的腔调气得不轻：“要不要我现在去树林里，把那流氓找出来给我作证？”

天宇双手抱肩，一副“我就看你如何表演”的架势，他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一绺一绺地贴在脑门上。我看着这个深夜里为我一句话就跨越半个城区的男生，一时竟不忍心责怪他的误会和偏执。我把声音放软，几乎是哀叹的口气：“我真没骗你，你怎么才能相信我？”

天宇转过身，看得出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好了好了，我信你了。咱们去吃饭吧。”

那并不是美好的一餐，我们就近找了家24小时的麦当劳。我一边啃汉堡一边给天宇讲我当晚的遭遇，由一个粽子引发的遇袭事件。他对细节询问得很认真，从银行卡不能使用的原因到超市打烊的时间，还有我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偏选了小路。我一一如实回答，显然他并不全然满意。

最大的争议在于我见到他的那抹笑容上，天宇表示他完全相信我前面所说的一切，然而那一瞬间的表情是来不及作假的，他不理会我对于当下情绪转变的解释，坚持认为那是计谋得逞后的暗自窃喜。

我好像一个审讯室里的犯罪嫌疑人，在他自以为是的盘问之下，事实的真相显得苍白脆弱又不合情理，似乎非要涂抹上一点言外之意才不辜负这狗血的剧情。

那餐饭吃到最后，天宇状似大度地拍拍我的头，“女生的小心思和小伎俩我都懂，下次不要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了。”

我百口莫辩。

一个月后，天宇在我家楼下告白，我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我必须得承认，那一晚的告白是半胁迫式的。天宇几乎是声泪俱下地细数这几个月以来对我付出的种种，并向我发出“最后通牒”：如果我还不作回应，他就打算放弃追求了。

怀抱着对惯性的依赖和对失去的恐惧，我被动地牵起了他的手。绑架我的并不是天宇，而是我内心的道德天平。我急于投入他的怀抱，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他口中那个为了考验感情不惜假意做戏的“心机女孩”。为了让他相信，我提前结束了“考察期”，以实际行动来昭示我的坦诚和真心。

作为男朋友，天宇算得上尽职尽责。平时陪我加班，下班送我回家，周末带我去逛公园和游乐场，介绍我认识他的每一个朋友。然而我们的相处却并不如期待中那样安乐无虞，最大的矛盾出现在我和其他异性的关系上。

第一次冲突爆发在我们一起去香港出差时。

那是一次团体境外采风活动，我和天宇名义上是采风团的带队老师，实际上就是一群小学生的全天候保姆。团里有个小女孩很依赖天宇，她在大巴车上主动要求与我换座：“老师我晕车，可以挨着天宇哥哥吗？”

我还没理清晕车和挨着天宇有什么必然联系，她已经挤进我和天宇座位之间的空隙，一双无辜的眼睛渴望地盯着我看。我只好让贤，瞪了天宇一眼，跑去后面跟小学生们一起坐。

下车之后我跟天宇表达不满：“你再跟小女孩一起玩，我就去找小男孩玩了！”

下午的行程小女孩依然对天宇寸步不离，我深知这些非富即贵的家长得罪不起，却又想对天宇惩以颜色，干脆实践了我的口头示威，带着两个小男孩去逛科技馆，还故意在他面前表现出开心的样子。我当然知道自己行为幼稚，只当是情侣之间的小情趣，等着天宇摆脱了小女孩的纠缠之后来主动找我赔罪。

谁知一等就等到了后半夜，天宇陪小女孩吃了晚餐又监督她洗漱上床，讲故事哄她睡着之后就径自回了房间，经过我的时候目不斜视，关房门的力道很重。

我只好跑去敲门，“你今天都没有跟我说晚安！”

“你去找那两个小男孩跟你说吧。”他铁青着脸，言语中没有一点温度。

我莫名其妙，“那俩小孩儿年纪加起来都没你大，你这是生哪门子气啊？”

“气你水性杨花，”他对我用了很无礼的形容词，“今天因为我跟小女孩多说两句话，你就跑去找小男孩，如果明天我跟女同事有什么往来，你还不分分钟给我戴绿帽子？”

那是我们第一次争吵，理由现在听起来莫名其妙，但却一不留神暴露了真心。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那时我和天宇还没住在一起，我跟朋友合租，一男一女两个室友对我颇为照顾。我睡觉时没有锁门的习惯，某一晚男室友突然推开我房门，大叫着客厅有老鼠，手忙脚乱地挥着拖把去灭鼠。我被吵醒有点不爽，吼了他几句，叫他以后有事先敲门，他讪讪地应着，红着脸出去了。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把这件事讲给天宇，不过是当做一件生活琐事分享，他听后却脸色一变。

“你室友喜欢你吧？”

我愣住，手上筷子一抖，刚夹起的肉丸又滚回了餐盘。

“你心虚什么？”天宇犹如抓住了我的痛处，陡然放大的音量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兴奋，“被我说中了？”

“别闹了，没有的事儿。”我不想理他，再次对肉丸发起进攻。

他却不依不饶：“你俩肯定有事儿。”

“我俩要是有事儿，那早就没你什么事儿了。”我赌气道。

这句话仿佛激活了他的某项开关：“我说你为什么一直不肯搬来跟我住，原来是家里有人让你放不下……”天宇尖酸的语气格外耳熟。

我被他激怒：“你想吵架么？”

这次争吵的直接后果是，我为了自证和男室友之间的清白，当天就退掉了合租公寓，连夜搬进了天宇的家。

我以为朝夕相处会巩固我们的关系，没想到亲密无间的距离反而成了培养猜忌和怀疑的天然温床。

同居半年后，我和天宇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第三者。

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第三者，天宇口中的第三者，是与我仅有过一面之缘的男孩。这么说并不准确，我们之间的第三者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是还没接起就挂断的电话，是通讯录里的第二个名字，是同事之间暧昧的调侃，是来不及更改的密码，是衣领处一抹可疑的褶皱。我们之间的第三者，是每一个指向不忠的证据，是无数未知的可能性，而那个无辜的男孩子，只是不巧撞在了枪口上，使这一切猜想终于有了实体。

我不怀疑天宇爱过我，可他却始终没有相信过我。从我们决定在一起的第一天起，他就仿佛一个守株待兔的猎人，确信我是那只一定会跳进陷阱的兔子，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老实说我们俩都松了一口气。

我跟那个男孩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故事，不过相约吃了顿饭，饭后一起看了场电影。电影放映到中途，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我不动声色地按掉，来电显示呼叫人：天宇。

男孩体贴地问我：“有急事么？有事可以先走。”

我努力做到一脸风轻云淡：“没事儿，骚扰电话。”说这话时，我内心隐约有报复的快感。

天宇的侦查能力果然不容小觑，我的行踪在当晚回家后就被发现了。他把我的手机丢在桌上，屏幕上是男孩发来的第二次邀约，铁证如山。

“我早该看出你是这种人，装了这么久很辛苦吧？”天宇的语气不无嘲讽，一出口就是那该死的熟悉感。

“我是哪种人？”我反感他说话时的语气。

“爱撒谎的女人，”他轻蔑一笑，“这次被我抓到了吧？”

“我跟他只是第一次见面，”我说的是实话，“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

“因为你一直都在骗我，”他脸上的表情由愤怒转变成失落，“其实你根本就没碰到过流氓，对不对？”

我和天宇分手分得很痛快，又痛又快。那个男孩只是导火索，真正迫使我们分开的理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坍塌。我不愿再忍受时刻处于被怀疑和审判中的恐慌，他也因无时无刻的草木皆兵而感到疲倦。

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那颗不安的种子一旦埋下，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火势燎原。

我连夜收拾行李搬家，临走之前跟他说：“我没有骗你，不管你信不信，我那天真的碰见了流氓。”

天宇依然用他充满了优越感的语调回应我：“你说是就是吧，我不想跟你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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