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艳俗

我是在五年级的语文课学到“艳俗”的，当时那位矮胖可爱长得像存钱罐一样的语文老师突然就在课堂上提到了这个词，之后他便转过身使劲地把这两个字定格在黑板上。他那件磨旧自然的灰色西服的后摆依然伸出一条猪尾巴一样的布条，这条猪尾巴就像一杆直立着的小旗子，在风中舞得很好看。我就是在这种情景下第一次看到“艳俗”这两个字的，它们静静地躺在黑板右下角，呆呆地看着我。

这时的我就像王先生假装的那只三角恐龙，也是呈那种姿势趴在课桌上，不同的是他总是趴在第一排，而我则喜欢趴在最后一排。我用双手使劲地擦了擦眼睛，就像一个在课上被打扰的坏学生。我确实是坏学生，因为每个学期末老师都会发给我一张写着“你是坏学生”的评语单，这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成绩单。我对这个评语没有多大的异议，我的异议在于其他同学都能拿到一张被裁剪得整整齐齐的粉红色成绩单，而我的成绩单仅仅是一张惨白的稿纸，而且四周毛毛糙糙的，一看就是老师们平时随手用来包东西的废纸。我甚至就亲眼从办公室那块没贴玻璃纸的毛玻璃里看过存钱罐拿它包油条吃，样子相当地难看。

存钱罐不给我粉红色的成绩单这事让我非常气愤，所以每次发完成绩单后我就跑到厕所拉屎，手纸当然是那张白色的成绩单。虽然白色的成绩单看起来不如粉红色的好看，但作为手纸它还是相当好用的，比大伯给我用的烟盒还是要柔软舒适不少，擦在屁股上是极舒服的。

我对“艳俗”真可谓一见钟情。从我在黑板的右下角看到它们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它们了，我觉得它们是好的。即使它们是出自存钱罐之手，它们依旧是好的。虽然当时我还完全不明白“艳”和“俗”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更加不知道它们到底好在哪儿，但我固执地认为它们是好的，没有什么说得通的道理。就像猪为什么不是狗这样，也许自有其深奥的道理，但谁也不知道，那也就没有说出来的必要了。

事情出在那天下午。

像往常一样，放学后，我和细欠铁牛三人照旧是玩玻璃珠。弹玻璃珠真是个好玩的游戏，我们一会儿把玻璃珠往西弹，一会儿又把玻璃珠往东弹。往西是回家的方向，往东是去学校的方向。这话的意思是，我们一会儿从学校往回走(准确地说那种姿势叫爬)，一会儿又从家往学校走。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直到山上的太阳都陷进去了大半，红彤彤的云彩反射回来的光变得有气无力的，我们才把玻璃珠放回各自的铅笔盒中，并约好明天放学继续弹玻璃珠后才各自散去。

我在走到细欠她家那排强壮的美人蕉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坐在木门槛上发呆，她穿着一身白菜梆子颜色的衣服，不知道裤子是什么颜色的，美人蕉把她的下身完全遮住了，我其实也不敢确定她有没有下身。她的头发乱得很有气派，就像电视上在瑟瑟秋风中杀人不眨眼的女侠的头发那种乱，看似漫不经心却独具韵味。那女人的脸上倒映着还挂在半山腰的太阳的颜色，让人感觉她模模糊糊的，眉毛眼睛鼻子一概看不见，只看到两片薄薄的嘴唇很有兴趣地闭着，安安静静的。当时我简直是看呆了，这种呆并不是因为那个女人是陌生的，也不是说她长得有多漂亮，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看不懂她，她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最后还是细欠救了我:她朝着门槛上的女人使劲地喊了一声“妈”。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但我的大脑又似乎对刚才的神秘有一点留恋的意味，所以我的两只眼睛还是直盯盯地看着那个神秘的方向，丝毫没有动摇。也许是突发奇想，也许是胡思乱想，我的脑子里当时竟然出现了一个词儿:艳俗。原来她就是艳俗，细欠她妈就是艳俗。我心领神会似地自己笑了出来，并朝着细欠她妈大喊，你就是艳俗。细欠她妈当时显然也不懂艳俗是什么意思(现在肯定也不懂)，她只是淡淡地回头说了一句，“黑孩儿，你妈找你呢！”

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又打了我，因为那天我没有喂猪。虽然我每天都没有喂猪，但爸爸还是像以前一样地打了我，因为那天本来就和以前的其他天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爸爸在打完我后马上就发现了那天和以前其他天的区别:那天我没有吓一跳。以前爸爸打我的时候，要么是我在使劲地往下咽饭，要么是我正在打饱嗝的时候，他总是瞅准时机用右手中指的中节狠狠地在我头上钉那么一下，我每次都会吓一大跳，好几次还把碗给扔出去了。爸爸看到我吓一大跳总是显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看到爸爸很高兴，我也总是很开心地笑起来。但那天爸爸钉我一下后，我并没有吓一大跳，更没有把碗扔出去。

“黑孩是不是病了，月枝？”爸爸不高兴地问我妈。

“黑孩，来，笑一个。”妈妈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我一听妈妈的声音就想笑，即使有时候她骂我很难听，我也会想笑。因为我可以只听她的发音，而不听她说话的内容。

听到妈妈的话，我当然是咧开嘴巴笑，比以前吓一大跳或者把碗扔出去还要笑得开心。

“你看，能笑就说明还是好的，没事儿。”妈妈兴奋地说。

“嗯，能笑是好的，是好的就好。”爸爸脸上的阴郁也一下子散开了，又拿出酒壶往供祖先的瓷盅里加了一些酒，盅里满满当当的。

那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当然，这时的我还不知道晚上睡不着就叫失眠。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失眠，但我还是失眠了。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好像怎么躺着都不舒服，用麻绳穿成的床板吱吱呀呀地叫个不停，声音虽然不大，但在那么空旷漆黑的夜里听起来就像夏天午睡时吵个要死的知了一样，让人心烦气燥的。这个觉是睡不成了，窗子外面的月光顺着窗框规规矩矩地投射在我身上的被子上，斜斜的一方，显得很安静的样子。被我压在底下的麻绳床板也不再响了，但我还是睡不着，脑袋中白菜梆子老是一闪一闪地，好像我对她很不放心似的。等到我稍稍对她放心了，脑子里又会跳出存钱罐白天在黑板的右下角写的“艳俗”这两个字。总之，我的脑子一刻也没闲着，它自顾自地想这想那。或者也可能说是另外一种情景，那晚长在我脖子上的不是我的脑子，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别人的脑子想这想那。

我之所以对那晚的失眠记忆得如此深刻，是因为那次失眠对我的意义重大:它是我人生失眠的起点。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几乎夜夜失眠，也因此而变成了一个三流作家。我现在来说说我变成三流作家的事。

在每个失眠的夜里我都无所事事，直到有一次床头刚好有一本没有做完的作业，我就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光把作业做完了。再后来我做作业成瘾，把下几年的作业也给做完了。后来实在没有作业可做，我就在作业本的空白地方胡乱地写一些汉字来打发时间。就这么写着写着，几年之后我竟写成了一名三流的小说家。我的名字不仅时常出现在市里的报纸上，甚至还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个人文集。这些当然都是些后话，但跟五年级第一次失眠的那晚却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写在这里也不算是罗嗦。

就在失眠后的第三天，我再次看到了细欠她妈坐在她家的那条破门槛上，不同的是这时我是在早上看到的。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我背着只有一根带子的杂色破布书包从湿漉漉的美人蕉前走过，细欠她妈上身穿的还是那件白菜梆子，不过这次她的眉毛眼睛鼻子都在正确的位置上安着，清清楚楚的。但是最大的不同还不是这，最大的不同在她的头顶。一朵硕大的红花开在她的头顶，那种红是当时的我所没有见过的，它红得太彻底了，比那种成熟的朝天长辣椒还要红得多，这在当时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但是在我长到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理解了，细欠她妈头上戴的是红玫瑰。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还买过一朵，送给了在马路上行走的一位长得白白胖胖的女孩，虽然她顺手就把那朵花扔进了垃圾桶，但我还是很开心。我从垃圾桶里把那朵花又拣了回来，在床头放了好多天它才完全枯萎呢。我特别喜欢她干枯时候的样子，可惜那位白白胖胖的女孩子没有看到，否则她肯定舍不得把那朵花扔进垃圾桶。这些当然也是一些后话。

关于那天早上我还有一些要补充的。我快走过美人蕉的时候，回头对细欠她妈又大喊了一句“腊红，你真是艳俗”。我是突然想起来细欠她妈是有名字的，村里人都叫她腊红。按理说我应该是叫她腊红姨，但从来没人教过我要叫她腊红姨，所以我就只能叫她腊红了。

“快走吧！细欠在前面等你呢！”腊红的声音也像我妈的声音一样温柔。女人的声音都很温柔。但我知道细欠肯定没有在前面等我，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在前面等过她。

站在教室门口的时候，我看到教室里的同学都乖乖地坐在自己的凳子上磨屁股，只有我的课桌上没有架着我的那两只又丑又大的黑手。我是那个唯一迟到的人。

虽然每天都有一个人迟到(在我们班的规定是最后一个到就叫迟到)，但在这次之前，那个人从来就不是我，而是铁牛。存钱罐为那个家伙起了一个名号:迟到专业户。但今天我却抢了他的风头，铁牛竟然也坐在讲台左边的凳子上，笑嘻嘻地一边看着我一边磨屁股。

“你迟到了？”存钱罐也笑嘻嘻地看着一脸疑惑的我，就像在看一个很冷的冷笑话。

“嗯”，我点点头。

“那你要我们怎么惩罚你呢？”存钱罐的笑容突然冻住了，恶狠狠地对我说。他在这里说的“我们”指的是坐在教室里的同学和他自己。以前我也是坐在教室里的同学，但那天，我站在了教室外面。

就在这时，铁牛站起来说，“让他脱了裤子跪在讲台上”。全班同学都大笑不止，因为这一招是我们用来惩罚铁牛的经典花样。

“换一个吧，要不让他自己把铁钉扎进脚掌里，下次就能走得快点儿了。”王二也站起来提了建议。这个家伙上次跟我争论为什么马跑得比人快，我说都是因为马的脚掌里有块铁。他肯定是受到我的启发，所以也想在我的脚掌里塞进一点儿铁。

存钱罐对着踊跃的同学们招了招手，意思是让他们都停下来。“我看这次我们玩点儿新的。”他仔细地朝四周扫视了一遍，目光最终落在了立在他面前的那块黑板上。我的心突然一凉，难道他想把我像铁牛一样钉在黑板上？他看了一会儿黑板，又转过头来对我笑着说:“我看黑孩就是艳俗，大家都看看他的那个破片儿书包。”满教室的同学在存钱罐的引导下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书包看。

“嗯，是艳俗。”不知道是谁最先看出了我是艳俗，接着就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这个声音，“嗯，是艳俗，是艳俗……”

“我看不如让他对全班每一个人都说一句他是艳俗，大家看怎么样？”存钱罐用他标准的“我看”式句子压住了全场的嘈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严厉，每次这样的“我看”一说出来就算命令，同学们从来没有异议。

我站在门外看着教室里喜笑颜开的铁牛王二和存钱罐，心里涌上来一股悲凉。我马上就要变成艳俗了，变成像细欠她妈那样的一个二路货，穿着白菜梆子的上衣坐在破门槛上闭着嘴唇。不，我不能变成那样，我歇斯底里地朝存钱罐喊:“不，我不是艳俗。你们把我的裤子脱了让我跪在讲台上吧，或者把我钉在黑板上，也可以叫我自己把铁钉扎进脚掌里。”说到最后的时候我近乎是哀求。

“不，你是专政的对象，没有权利提意见。”存钱罐的回答斩钉截铁一般果断，有一种不可辩驳的威严。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膝盖一阵发软，就像大伯家过年宰羊的时候总有一些羊跪下来求饶。我想我当时的本能是在求饶的，只是我的那两只膝盖还没有软到要跪在地上。我再看看同学们期待的眼神，就像是在等着一场动画片的开场。我说，“好吧！”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关于那一幕的记忆却永远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一个个地对坐在教室里的人说“我是艳俗”，每说一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身体被钉了一块在黑板上，同时我的脚掌里也被扎进了一根铁钉。再回过神来想想，我是艳俗，又把前面的两种痛给完全覆盖了，最痛的痛还是这第三种痛。从今以后，我就跟细欠她妈一模一样，我是艳俗，我越想越觉得不能活了，是存钱罐杀了我，我死了也不能放过他。

那天下午放学后铁牛和细欠都早早地溜走了，我一个人拿着玻璃珠胡乱地到处瞎扔，也是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等到把这颗乳白色的玻璃珠扔到细欠她家壮硕的美人蕉旁边时，细欠她妈没有像以前一样坐在破门槛上，只把她那件白菜梆子上衣留在了门槛上，我知道她这是留给我的。

我飞快地跑过去穿上了那件白菜梆子上衣，衣服大小正好，然后我就坐在了破门槛上看着红彤彤的云彩，山上的太阳又只剩了一小半。我在这轮一小半太阳里照了照，也没有找到我的眉毛眼睛鼻子，只有两片薄薄的嘴唇贴在一起，安安静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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