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代人口变迁情况，大致如下：
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5959万人
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5648万人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1616万人
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4601万人
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4814万人
北宋末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4673万人
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6年）5883万人
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6069万人
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10305万人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20559万人
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30126万人
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41298万人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35572万人
中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47478万人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46340万人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43840万人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46492万人
新中国成立（公元1949年）54167万人,,,,——摘自史成礼《节育博览》
从以上资料我们看得很清楚，清乾隆年间以后，中国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光是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七年的短短十六七年中，中国人口就增加了一亿一千多万。大约就在这之前数十年，马克思就已撰文指出：“中国过剩的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然而，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人口问题并未引起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格外重视，相反还说什么“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由此，才有了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制定的《在机关、部队妇女干部中限制打胎》的规定；也才有了1952年5月31日卫生部向政务院提交的关于《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的报告和1953年1月12日中央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的规定。
那时候，我们过分地迷信自己，过分地迷信新生的社会制度：仿佛有了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天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似的。然而即使在这时候，党和政府对节制人口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的。
1953年8月，刚调中央工作不久、当时负责政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指示卫生部改正1月12日的通知，并于第二天就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正式表明国家提倡避孕，但不允许引产，对群众的节育实行指导。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写信给邓小平，提出已婚妇女生孩子太多的困难，因缺乏避孕、医药卫生常识，影响妇女健康、工作、学习和家庭幸福，要求有关方面及时采取可行办法。邓小平同志5月28日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有效措施”。尽管有这些明智的认识，却终不能左右整个国家人口发展的形势！
这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人口为601938035人。当时，举国上下欢呼雀跃。《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
喜悦？忧耶？
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纷纷站出来，就控制人口问题向党和国家献言献策：邵力子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计划生育的建议，并从医学角度说明避孕比人工流产合理，建议服用蝌料避孕。
同年12月，刘少奇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时说：“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第二年，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作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再一年，中共中央发表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文件指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再后来，1957年3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讲到：
“人口每年增长1800多万，政府要设一个部门来研究。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后来，由于国人尽知的原因，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刚刚起步的计划生育工作，乂被迫中断了。
4月，《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正在于：它不知道有人口过剩。”就在《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天，马寅初在北大就人口问题发表演说，主要论点是：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两方面着想。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7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的讲话，讲话指出：“对于我国人口众多、增殖快的一切悲观论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之后，许多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专家被打成了右派，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随之遭到猛烈批判。
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急先锋，就是共产党里那个名叫康生的人。康生一贯以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自居，抛出“人手论”反对“人口论”，气势汹汹给马寅初先生扣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对六亿人民缺乏感情”的三顶大帽子。不久，上面便免去了马寅初先生北大校长的职务。
马寅初先生终归是位敢于坚持真理的硬汉子，在当年遭受围攻最困难的境遇下，仍正气凛然地写文章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场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大论战，就这样悲剧般地结束了。?
中国人不应忘记，1950?1958每年出生人口2325万，8年间，共增加人口1.8亿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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