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论与避孕宣传
数千年来，各地的女性镍在吞脤粉末或乳液，或在局部涂抹药裔，希望能阻止怀孕。但直到I960年，口脤避孕药和子宮内避孕装置（IDU如药普相继间世后，避孕才真正成为“可实现的希望”。避孕药或孕盔的重要性不只限于“邂孕”而已，仓还牵步19许爹问题，虽然吃避孕药和装避孕器的行为并非性行为，但因为它S然与性行为脱不了关系，因此，它所激起的道德、政治、社会与伦理的“不安”并不下于性行为，我们若能回厫科学避孕法问世前的历史，将更能了解人类对生殖行为的复杂心态。-虽然政府和教会组织一直都将其“国民或信徒的多寡”这个问題放在心上，但直到以世纪，人口问越才真正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題。
1801年，英国的经济学家马尔梦斯（TR,Malthus)出版《冬口论》—书，他驳斥卢梭等人的乐观信念，卢梭认为人口增加及土地公有是建立乌托邦的条件。马尔萨斯则指出，人口的增加会超出可利用资源的增加，因此，除了控制人U的成长外，没有其他方法可改变此悲观的前景。
1801年，英国做了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査，结果发现人口成长的速度远远超出政治家与统计学家的K测，大家才开始紧张起来。欧洲各国纷纷拉曹报，因为欧陆的食物生产资源几已开发殆尽。欧洲的一些学者从马尔萨斯的理论里得到数项结论：第一，如果占社会大多数的穷人继续增长的话，富有阶级最后也将受害厂第二，无法期待穷人能亩S改善其情况，除非减少他们的数目。第三，减少穷人数目的方法是鼓励他们缩小家庭，也就是少生子女….马尔萨斯在担任4现代历史与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之前，曾是牧师，因此，他虽然提出人口问蠹但却反对以避孕来解决人口问埋。当时有很多人也赞同他这种观点，他们陷在奥古斯丁的宗教信念里，认为婚姻中的性行为除非以生殖为目的，否则即是一种罪，他们无法在其基督徒良心与避孕观念间求得一条折衷之路。
在19世纪，反对避孕除了宗教的理由外，还有其他因素，当时有不少妇女，不仅希望摆脱酗酒的丈夫所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妊娠及育儿重担，她们还希望摆脱性行为本身，能满足她们这种希望。避孕方法就是“禁欲”，以“不性交”来达到“不生子女”的目的。而当时兴起的“自愿之母职运动”，更使她们认为妻子有权拒绝丈夫的性要求。在妇女参政运动中，反对妇女参政的保守份子，习于将一切事物分为“自然”与“非自然”两大类，避孕对她们来说正是最“非自然”的行为。而赞成妇女参政的激进份子，以护卫道德为己任，他们也反对“让男玄耽溺于性爱中而不必恐惧有什么后果”的避孕措施。
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神宗教观念或道德的争论实在是大不幸，19世纪劳工阶级的妇女正迫切需要有效的避孕方法，家庭的重担几乎都落在她们身上，饱尝都市贫民窟生活的各种辛酸。白天，她们在令人窒息、震耳欲聋的纺织厂I作，晚上回到家徒四壁、没水没电的小房间，吃一点点面包和马铃薯。一次怀孕接着另一次怀孕，以及流产、死产等。孩子生下来，要忍受经常目睹他们在周岁前即行夭折的痛苦，即使能长大，在5、6岁时，也必须送他们到矿厂或是一天工作12到16小时的廉价童工。
马尔夢斯的追随者因无法找出可以遏阻人口过度膨胀的任仅其他方法V所以最后不得不摒弃马氏的某些教诲，而公开鼓吹社会大众需要避孕。当时兴起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尔萨斯理论暗示劳工阶级因缺乏性教养(指禁欲)，而必须对自己的不幸负责的现点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要改善情况的最好方法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新马尔萨斯论者则主张通过节育（避孕），最后终必可以改善劳工阶级的低收入与贫困。
事实上，有不少人在公开场合对避孕表示反对，但私下则在尝试各种效果不彰的避孕方法。保险套虽然已有相当的历史，但在当时仍极为昂贵，而且品质拙劣，用的人并不太多。新马尔萨斯埤者普列斯（F.Place)则到处散发传单，介绍一种由女性自行操作、效果还不错的避孕方法，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方法，而是古代希伯来人所用的“海绵法”，他建议妇女在行房前，将一个系着狭长丝带的海绵球，稍为沾湿，塞在阴道里，等完事后再取出，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不仅不会伤害身体，可以防止个人将来的家庭重担与不幸，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有无量的功德。
1843到44年间，因为橡胶处理技术的发现，而使保险套的制造获得很大的改善，一种皱纹薄橡皮的保险套开始问世并大量生产，1870年代，它的使用率已经大幅增加，在欧洲虽没有使用量的统计，但根据美国在1930年代的统计，保险套的每年销售量为31700个。
在19世纪后半叶，使用保险套的中产阶级丈夫似乎在显著的增加，但预防性病传染的动机似乎更甚于避孕，1864年英国的“传染病法案”提醒丈夫们，如果他有过与妓女接触的经验，那么他就有可能将性病传染给妻子，而妻子一方面担心自己被丈夫传染，又想要摆脱生育与育儿的重担，也欢迎丈夫行事时能戴上保险套。有人认为英国和欧洲多数国家的出生率在18S0年代开始下降与此有关；也有人认为，1880年代的上层社会妇女在夜间脱下形同甲冑的束腰紧身衣，而开始改穿诱人的睡衣，与此也不无关系。
另外，女性用的阴道隔膜（子宮帽，diaphragm)也因橡胶制造技术的突破而获得长足的进展，但它的使用率并不象保险套那样快速增加。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时并没人知道传播避孕知识是否“合法”，1877年，英国终于出现了一件官司，一本于1833年在纽约出版的
被告之一的贝珊德(A.Besaiit)是个新马尔萨斯论者，她在事后成立“马尔萨斯联盟”，此联盟是鼓吹自由讨论避孕知识与大量散播避孕书刊的战斗性团体。对新马尔萨斯论者来说，时间已显得非常紧迫，因为在1900年时，婴儿的死亡率仍高达25%,避孕乃是取代婴儿死亡率的必要措施。
在1930年代时，医学家发现，注射女性荷尔蒙、黄体激素或男性荷尔蒙，可以阻止女性排卵。1955年时，只含黄体激素的避孕药丸首先在波多黎各试用，5年后，同时含有女性荷尔蒙与黄体激素的避孕药正式问世，它正是妇女们等待了几千年的理想避孕方法，虽然有一些肉体上的副作用，但比起它的好处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1SS0年代，子宫内避孕装置（IUD)也有长足的发展，它的好处是在子宫内装置这种避孕器，就可以有两年或更长时间的避孕效果。另外，男性的输精管结扎与女性的输卵管结扎，則是一劳永逸永久性的*孕方法。
到1970年代时，西方世界至少在表面上已接受“避孕乃是个人的私事”，她们现在所面临的是因避孕知识的蒈及、方法的进步以及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人口逐渐减少的问题，而又开始鼓励多生育，重弹19世纪反对避孕者“节育乃是对不起民族”的老调。但第三世界则尚未摆脱人口持续增加的压力，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行节育，1976年，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菲律宾，其总统马科斯下令教会及法院不准为没有参加“家庭计划课程”的年轻男女主持婚礼。而在印度，为了鼓动节育，凡接受输精管结扎的男士，都当场赠送一部电晶体收音机做为“礼物”在乡间，结扎个案最多的地区可以优先得到饮水供应及灌溉工程。某些地区的政府官员则浮躁不耐，规定有两名子女而仍拒绝结扎的父母需监禁两年，结果在1977年的印度大选中，很多乡村居民不敢前往投票，因为怕“被抓去结扎”。
避孕并非单纯的医学问题，它所衍生出来的政治、社会、道德问题，仍在世界各地“此起彼落”，就历史而言，它只是刚刚开幕不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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