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八过敏症
一九六九年四月里，刘家昌想做导演，筹拍《四男五女》（刘家昌原定名“滑稽人生”、“生老病死”、“四男四女”，我说“四男四女”没有戏，四男五女才有戏，就改为“四男五女”)，但他那时候名气不够，别人不相信有大阔佬投资他拍片，他就想找个大阔佬支持他–假装支持他，以做噱头、以昭大信。那时候有自用汽车的人还很少，而我却是汽车阶级，他看中了我，要我开着汽车，做他的制片人，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认购《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如下：
本人向“OK李”购买《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一〇一本），“钱”新台币三〇〇〇〇整于十五日之内二次付清，此据。刘家昌,,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就这样的，我名列“制片人”头衔，开车进出片厂，见了女明星就搂，俨然大亨了。殊不知这大亨是冒牌的。
由于和刘家昌拍片，使我和影剧圈内的人混得很熟。刘家昌挖李翰祥的摄影师陈荣树，使李翰祥颇为不快，由于李翰祥跟我本是熟人，我出面摆平此事，李翰祥杯酒之间，向我抱怨，说他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第一凤—江青，就是被刘家昌挖去做老婆的，刘家昌太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教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
后来电影拍成，国民党借口剧本是李敖写的，竟把该片查禁，害得刘家昌大受打击。直到他多年以后，改走投效国民党的路线，梅花不绝、“中华民国”颂不绝，才葙志竟成，变成K字压顶的名导演。此是后话，不值一提。
在国民党查禁《四男五女》的第二年里，忽然发生了火暴新闻。原来七月十九日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赶去，把李翰祥揍伤了，揍了人后，刘家昌下午就招待记者，抱着四岁小儿子，当场大哭，说李翰祥给他当了王八，他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揍李翰祥，并且把江青休了，要离婚了事。在刘家昌放声大哭之际，他的儿子在旁边参观，手中拿着冰激凌，正吃得痛快。
七月二十日《中国时报》报道如下：
正在桃园拍戏的李翰祥，因被揍，左边的脸颊浮肿，嘴唇亦破裂。当记者们走访他时，他正以冰块冷敷他的伤处，表情很无奈。
他说：“这件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也没什么狗皮倒灶的事发生过。”
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并且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了解他的个性的，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李翰祥又说：“我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婚，我也不可能和江青或其他的女人结婚，因为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
对于外传他与江青之间有“暧昧”的事，他说:“我真是有口难言，这项谣传不知从何而起。”
他说：“江青原是‘国联’公司的基本演员，离开‘国联’之后，自然免不了与她有来往，而且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后来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因为寂寞而想自资拍一部电影《梦回青河》，剧本也是我的，我想，谣言可能由此而生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婚姻破裂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不该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李翰祥又说，“我希望他们仍然能和好，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
同一天的《联合报》上也报道说：
李翰祥说：六年以前，当他率领江青回台拍《七仙女》时，外间就曾风风雨雨地传说他与江青如何如何，之后江青与刘家昌结婚之后，谣言才慢慢平息，如今这一谣言又再死灰复燃，使他感到难以解说，不过他只需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感情之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
李翰祥说：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台后他自组“国联”公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圈内的女孩子们谈情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翰祥说：他一点不怨刘家昌打他，因为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绿色的威胁”巧。不过刘家昌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只凭流言而把罪名扣在他头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绿帽之说，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刘家昌跟国民党走了，我今早写完《王八一落千丈考》，联想起这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忍不住追忆一下。我在《王八一落千丈考》中写道：“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刘家昌的反应，显然是“离奇的程度”的一种。但是，这又绝非刘家昌个人的一个特例，而、是流行的所谓“酱缸”节目之一。我的一位坐牢归来的作家朋友，他在出狱以后，在太太离开他以后，就大犯“王八过敏症”，对在他受难时义助他的朋友，一个个咬定是戴他绿帽的人，因而变得毫无理性与感恩，不做王八不快，但是自认做了王八恐怕也没什么快，充其量，只是他忘恩负义的自欺借口而已、只是他幻想性被虐待狂的变种而已、只是他因嫉妒而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的卑鄙栽诬而已。这种王八情结一日不去，这种病态人是一日不能坦然庆祝龟寿的，而这种人的离奇行径，也必然是人间“资治通鉴”的一种，只是不知是谁家的版本而已。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以两小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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