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 】 梅兰和四大爷

“梅兰啊,年轻时候可是咱们村里最红的角儿。”四大爷啜着嘴吐个烟圈,看着烟圈一点点散开。他吐烟圈的动作带着与年龄不符的调皮劲儿,语气却有几分伤感。

父亲调侃说:“人家在的时候你不说,人家前脚走后脚你才说这好听的。”

四大爷便摆手说:“哎呀,谁敢当面奉承她,我怕她恼。”

母亲便笑:“你们几个真是作下病了,年轻时候的事了,还叨叨!”

四大爷就更加感伤,说:“说得是,老喽!一过年就想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等过了二月二也就好了。”

我偷偷问母亲:“就是刚才坐门口椅子上的梅兰姑姑吗?”

母亲说:“你觉着不像,是吧!老了,背也弯了,走路都哆嗦。人呀,老了真不是个事。”

三十多年前,村里还不富裕,父辈们大都是以种地为生,一年到头都在田里忙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好在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政策,多收一颗粮也是自己的,大家活得比以前有心劲儿了。正月十五闹红火的时候,乡亲们也格外地当回事,说是村里的狂欢节一点也不为过。

一进腊月门,村里就开始张罗各种活动。老少爷们个个都是能工巧匠,用那被铁锹、锄头、耧耙磨得长满老茧的手,搭秋千、架牌楼、挂灯笼、垒旺火,忙得不亦乐乎,而那些成年丈量河滩、沟渠和犁沟的脚板,只要锣鼓声一响,就能自然而然地踩上节奏,舞出万种风情。

村里有一支秧歌队,一到初六,拜年走亲戚告一段落,秧歌队便开始行动起来,走街串巷一场接一场地演。

那时候,四大爷也就三十多岁,是村里秧歌队的头儿,绝对的文艺骨干。

四大爷人长得瘦小,自带三分滑稽相,天生的伞头材料。他最擅长的是“拧棒槌”。

用作道具的棒槌二尺长,四大爷右手抓着小头,左手拿住中间,面向后面的秧歌队,脚下踩着十字步,右手一拧一拧,间或来几个花式动作,对面坐着旱船的、耍着扇子的婆姨们就跟着节奏扭秧歌。

扭到兴起,不用说头颈腰腿,四大爷的眼睛眉毛上都是戏。这边四大爷棒槌拧得欢,婆姨们就扭得更浪,梅兰姑姑就是其中扭得最好的那一个。

“拧棒槌”配着扭秧歌,这其中的性意味本来就很浓,所以演出间隙,四大爷没少和这些婆姨们打情骂俏,顺便摸一下谁的屁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他唯独不敢和梅兰姑姑开玩笑。

别看梅兰姑姑在场上放得开,出了戏就严肃得很。有一次,四大爷轻浮地夸了声:“哎呀,梅兰这腰身真是软。”梅兰姑姑当众就变了脸,一把扇子“啪”得甩到凳子上,吓得四大爷不敢再吱声。

四大爷可不是省油的灯,心里说:“这娘们脸也变得太快了,不过是开个玩笑,至于吗!看我怎么捉弄你!”

那阵子的秧歌可不仅仅是高跷、旱船、背棍、铁棍,还有正本的小戏。到了晚上,大伙儿围着旺火,三五十人也好,十个八个也好,反正是草台班子,自娱自乐,到点儿就唱。

小孩子们也会过来凑个人场,但主要心思是在旺火上烤馍馍吃。

这一天,又轮到四大爷和梅兰姑姑的戏。有一段剧情是四大爷演的老汉在田里干活,梅兰姑姑演的老婆子给送饭到地头。老婆子念白,说:“老汉干活辛苦了,炖只鸡给补补身子。”

然后把盛饭的竹篓往地头一放,叫老汉过来吃饭。四大爷过来把锄头往地上一杵,惊叫道:“哎呀,没看见,把竹篓捣板了。”

这个“板”是方言,是“扁”的意思。他又装模作样打开竹篓,说:“哎呀,鸡也捣板了,成**了。”

台下众人就哄堂大笑。“**”也是方言,特指女性的私处,谁都看得出来,四大爷这个现挂是成心的,梅兰姑姑就红了脸,又不能象台下一样翻脸冷了场,便来个花式拖腔:“呀——呸、呸、呸!”

众人一起叫好,戏便接着演下去。

四大爷回想起来,还说:“哎呀,那天被梅兰唾一口,好高兴啊!”

扒了行头卸了装,梅兰姑姑就回归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一天侍候着男人和三个孩子,洗锅做饭,喂猪打狗,忙得顾不上洗脸梳头,完全没了台上的风流身段,对别的男人更是不苟言笑,本分得很。

可是本分是你自己的事,管不住别人的嘴,村里总免不了有人以她为主角说句俏皮话。其实村里的风气,说话间捎带出人体器官,或者成家的男女之间说话随便一些,谁也不真的当回事。

可是梅兰姑姑的男人听到了就不高兴,特别是四大爷在戏里调戏梅兰姑姑这件事,两口子因为这着实呕了不少气。

转眼又到了年根,男人说啥也不让梅兰姑姑参加秧歌队了,更别说唱戏。他说:“你看你们班子里都是些什么人,一个个油嘴滑舌的,没个好东西!”

梅兰姑姑便嚷嚷:“就你是好东西,人家怎么啦?!”

男人火了,“啪嚓”一声就把个碗掼到地上,说:“再去浪就别过了!”

话说梅兰姑姑家里有三个“朝鲜碗”,所谓“朝鲜碗”,只是形制不同而已。这种碗虽然不值钱却很稀罕,三个孩子天天吃饭要用这种筒子碗,当个宝贝似的。

梅兰姑姑捡起碎片,眼泪就下来了,心里也在劝慰自个儿:“算了,不就是图个热闹,不唱就不唱吧!”

可是大正月里,街上锣鼓家伙一响,梅兰姑姑在家里就忍不住掉泪,把她男人急得在地上团团转。这么着过了正月,梅兰姑姑整整一年身体就不怎么好,总闹毛病。

后来,四大爷也毫不避讳地说:“那年的戏呀,梅兰不来,演得就是没毬意思。”他话语间满是惺惺相惜的意味。

春去了秋来。掰了玉米棒子,切了高粱穗子,挖了红薯,砍了白菜,年也就慢慢地近了。梅兰姑姑在家里坐卧不安,她又动了心,想参加村里的活动,男人照样不许她出去。可想而知,家里又是一通生气败火。

男人再次拿出刹手锏,说:“再闹就不过了。”“啪嚓”!第二个“朝鲜碗”也碎了一地。

梅兰姑姑愣了个神,说:“好,不过就不过。”“啪嚓”!最后一个“朝鲜碗”也被摔了个稀巴烂,她甩手就出门去了村委。

到了村委,只看见三三两两的人拿着对联进出,里面坐着几个老头儿在给人们写对联,完全没有了早些年的红火劲儿。

梅兰姑姑便进去打问。

一个老头儿说:“邻村踩高跷的排练队形时,摔了一个人,挺严重,家属跟村里闹得不可开交,咱们村的也不敢搞了。”

另一个老头儿说:“现在的人都怎么了!不过是个玩,咱们当年也磕碰过人,谁好意思找人家闹?!”叹口气,又接着说:“要说踩高跷有危险,那秋千更没人敢搭了,背棍也没人敢上了,谁肯担这责任,干脆炮仗也别放了!”

梅兰姑姑就问:“那戏班子呢?”

老头儿就说:“唱戏倒安全,可是开不了套啦。敲梆子的二旦跟孩子进城了,全村谁还能干得了这个活?!现在的年轻人指望不上,没人学这些玩意。”

见梅兰姑姑有些失望,一个老头儿劝慰她,说:“不过,今年村里从省城请了戏班子,正经的晋剧团,要唱一个礼拜,也就不再搞其它活动了。”

梅兰姑姑有些失落,精神恍惚地回了家。

男人早已经把屋里收拾利索,一见梅兰姑姑进门,赶紧陪着小心说:“要去就去吧,我不拦你了,别气坏身子。”

梅兰姑姑一句话也没说,蒙头睡了一下午。

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成效立竿见影,村里做生意的人多起来,大家的钱包也渐渐鼓了起来,请戏班子来唱戏成为常事,谁家娶媳妇嫁闺女都能唱个两三天,只是观众渐渐的少了,正规剧团的戏也没人看。

村里老一辈的文艺骨干逐渐老去,扭秧歌的队伍便自动解散。后来,村里办起了图书室、体育活动室,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文体活动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然而,不出几年又冷清下来,因为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上了大学的不回来,没上学的忙着做生意、打工,常年在外面跑。

到了过年,全村霓虹闪烁,可是没有了往年间的味道。曾经有几个老头儿撺掇着正月十五闹红火,到了村委库房一检点,好的行头器具一件也没有了。大头娃娃脑壳烂了,旱船架子散了,大鼓的蒙皮开了个窟窿,四大爷的棒槌倒是还在,立在墙角,落了一层灰。

四大爷一个劲儿念叨:“真后悔去库房!”

村长知道了这个事,就跟老头儿们说:“你们都是长辈,有事尽管吩咐,别舍不得这些破铜烂铁,咱不缺钱,再买一套新的、好的也没什么问题。”

四大爷火了,吼道:“那是破铜烂铁?!”

几个老头赶紧拉他,说:“村长是好意,别上火。”

四大爷吁了口气,说:“算了,没人气,不用浪费那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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