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聋子老师

1

我的小学在赣南一个偏僻的山村，1999年，我刚上学，学校里只有七、八位老师。除了两个教一、二年级的年轻代课女老师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已经上了年纪的老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这个半聋子的陈老师。

陈老师跟我的爷爷一辈有些沾亲带故，于是，家里人在开学的时候，托陈老师在学校时，帮忙照看我一下。那时候，我注意到他每次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是侧着耳朵来听，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个在接下来教了我三年的老师右耳失聪。私下里，有同学偷偷告诉我，说他爷爷说陈老师是半聋子。在村里，称别人半聋子是很不客气的话，所以我们大都在背后这样称呼他。至于为什么他的右耳听不见了，就再也没有人过问。

陈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也应该有五十多岁了，头发已经白了一大片。那时候,他每天都穿中山装，一件靛蓝色和一件浅灰色轮换着穿，看起来精神矍铄，一丝不苟的样子。从侧面看，他穿这些衣服的时候，立体感立刻就显现出来了，高挺的鼻梁，两颊瘦削凸出的颧骨，像经过刀削斧刻后，雕琢出来的塑像。

他每天走在教室的走廊上，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但他的问候轻声细语，一听便是一股和蔼可亲的劲儿。

2

陈老师教了我三年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教到五年级，语文、数学轮换着教。村里的老师少，基本上每个老师都要教几个班级。找不到体育老师、音乐老师，就数学老师、语文老师代替来上。

陈老师上课不喜欢吵闹，遇到课堂闹哄哄的时候，他总是把教案丢在讲台一边，兀自端着杯子在教室外面喝茶。

那时候，粉笔写在劣质的黑板上，粉笔灰尘飞扬，每堂课老师们都要备上一大杯水。等到教室渐渐安静下来，他才回到讲台上，“都讲完了吗？还有什么没有讨论完的，等到讲完了我再上课。”

这时候，同学们都会低下头去。学校的孩子都来自附近的村里，父母和老师们常常在田间地头，都能碰见，都生怕老师把这些上课调皮捣蛋的孩子，告到父母那里去。

老一辈的老师们，粉笔字写得都出奇漂亮，陈老师尤其如此。一黑板整齐的楷书字，远远看去，就像一块刻上去的碑帖。

陈老师字写得好看，源于他对字的爱惜和喜爱。陈老师上课有个习惯，每节课前，他会用拧干的湿毛巾在黑板上擦一遍，然后等到黑板略干了以后，写上去的字显得更加清秀，有质感。他才开始从左往右，一笔一划地写。

慢慢地，他开始吩咐学生在每节课前都要用湿布擦黑板。遇上忘记的时候，他就端出凳子，坐在一旁，直到黑板用湿布擦干为止。然后径直走到黑板的左上角，对着教案，抬头、低头，写完一段，细细端详一番，然后转过身来，开始讲课。

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准备小升初的考试。学校把住得远的同学，安排起来住宿，每天早上七点钟就要上早自习，看课本，背文章。

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图书都没有见过几册。为了应付小升初考试的作文题，陈老师自己写一些范文，同学们就把这些范文抄在笔记本上，抄完后拿出来背诵。

那时候，还是晨光熹微，校园一片静悄悄的时候，陈老师就开始在教室的黑板上写板书。每当我们走进教室，一版漂亮的作文已经在黑板上了，然后大家开始往笔记本上誊抄。

小升初的作文题大部分都是这样：《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的文具盒》、《我的同桌》之类的话题。

我记得陈老师给我们的范文，最后每一次都会写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不是“做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等等这样的豪言壮语。

快到考试的时候，陈老师就拉着我们在教室里高声背诵，听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字眼，他总是斜靠在教室门口，不苟言笑又若有所失。

3

村里的小学，下午五点多就会放学。住得远的同学，回家要翻山越岭，常常到了家里已经是暮色深浓，路边的稻田里蛙声四伏。

住得远的老师，索性在每人一间的办公间里，铺一铺床，留在学校睡。除了几个年轻的老师，老一点的老师都在学校住，从白天到黑夜，都守在这所僻静的小学。

放学后的陈老师，喜欢侍弄些花草。老师宿舍门前的一溜空地，被栽种上了一片茂密翠绿的万年青。隔着边沿，几簇鸡冠花、月月红窜出头来，有些争奇斗艳的势头。

每到傍晚，陈老师就在侍弄这些花花草草。一手拿着喷壶，一手提着剪子，将一片万年青剪裁成精致的花坛，偶尔遇上三三两两旁逸而出的枝条，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陈老师爱侍花弄草，更爱拉一些曲调。虽然右耳失聪，但他对音乐的敏感和热爱，丝毫不亚于其他人。

简陋的学校，唯一还剩下两把二胡和一架老式的钢琴，这些陈老师都玩得转。心情好的时候，他会端把凳子，在晚饭后的黄昏，拉上一曲悠扬的曲调。时高时低，时慢时疾，在夜晚寂静的校园里回荡。

陈老师是学校里唯一一个会弹那架老式钢琴的老师，也因此，那架钢琴一直搁在学校的角落里。

后来，乡里组织学生的合唱比赛，每一所村小学都要出节目，陈老师只好搬出那架钢琴，一边弹，一边教孩子们唱。那时候，老师最爱唱的是《走进新时代》、《明天会更好》和《青藏高原》。

那段时间，只要一到放学，校园的操场上就会准时响起，“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的曲调，引得从庄稼地经过的附近邻居，也蹲在不远处听。

而这个时候，最陶醉的是陈老师，他微闭着双眼，仿佛忘记了外在的一切。

4

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我开始在县城读书。打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陈老师。不过，据说教完我们后，没教几年书，他就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后来一直呆在村里的老屋，照看孩子。

有一次，外公跟我谈起了陈老师，外公也是村里的老师，曾经做过中学的校长。退休后，偶尔也来村里小学代课，年纪和陈老师相仿，兴趣也相仿。外公爱挥毫泼墨，拉一曲悠扬的二胡。他们可以说得上是同事，也是好朋友。

外公跟我说，陈老师的耳朵就是在那一场场的游行和批斗中，被人打聋的。他们被戴上高高帽子，在烈日下穿过村子。

而外公也在那时候，因为无法忍受长期无端的煎熬，把自己锁进黑屋子里，用刀子、钻子不断往头上戳，等到发现的时候，血染了一床。

打成右耳失聪的陈老师，再后来就一直在村里附近的小学教书。一路下来，就这样整整教了一辈子。而他教书的这一辈子，纵使右耳听不见，他也忍受不了学生吵闹，乱哄哄的，像极了他们那个年代，无所事事，处处都是乌泱泱一片的混乱。这些直到后来，他都无法接受。

他在村里教了一辈子书，每次上课都喜欢侧着耳朵去听，而这个姿势，一保留就是二十多年。

5

去年开春的时候，母亲回到家里，吃了几场的白喜事。说来也怪，那个春天，老一辈的人隔三差五跟着相继离世，和爷爷一块儿当兵的战友，跟外公同事的陈老师，都在那年的春天离去。

那天，母亲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陈老师去世了，家里在办白事。问我，还记得陈老师吗？

电话里母亲说道：“在小学教书教了你三年，还记得吗？耳朵有点失聪的那个老师，那时候还夸你作文写得好啊。”

听完母亲的话，我顿时想起来了。还在几年前，我高考完，回到村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老师。

人苍老了太多，依然穿着那件他爱穿的中山装，外面披上一件厚厚的大衣，戴一顶厚厚的帽子，整个人瘦削了很多，仿佛这一身衣服都可以把他压倒。

不过脸上还是那个样子，高高的鼻梁，瘦得更突出的颧骨，身体佝偻得厉害，像一尊半蹲着的雕塑了。

他一只手扶着火炉，覆在大衣下面。那时候他就开始有些不认识我们了，听到我们喊他，耳朵使劲往我们这边听，然后露出一丝丝笑容，尽力地点点头，回答我们。

但他回答的并不是我们问的，陈老师的儿子说，他已经基本听不清了。南方村里的老屋，厅堂里都建有天井，陈老师就这样绕到天井的另一边，他的房间里。

他走路的时候，脚步很轻，很慢，仿佛听不到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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